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上世纪文革期间的产物， 是 一场全国性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黄平县派出知青下乡参加集体劳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65年。当年的1月5日， 黄平县派出38名城镇知识青年首批下乡到 城北的 罗朗公社参加 农垦 劳动， 之 后 县有关部门逐把这些知识青年树为 典型模范，在全县青年学生中大为宣传。不久随着 “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按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多必要”的号召，随即 全国性的 青年学生纷纷响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平县 知识青年 “ 上山下乡 ” 运动 也 迅速兴起。据统计，1968年9月，黄平县 除了遣回731名农村中学生返 乡 开展“上山下乡”劳动外，还 有800多名城镇青少年学生 也被安排 加 入 了“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底到1969年初， 省城 贵阳 派出 师院附中 的 323名 和 贵阳市20中 的 383名 与原凯里县的40名学生，共计 7 4 6 人组成的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队伍 到黄平农村插队 。当年 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插队总数达1623人。

    “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当时黄平县的1966、1967、1968年三届在校的初中和高中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迁移。所有的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 交通不便的 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和劳动十分艰苦的村寨。

    1968年底，黄平县绝大多数的红卫兵都 要求“ 上山下乡 ” 开展工农相结合。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 “ 上山下乡 ” 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泄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形式，首先是实现“彻底的农民化”，用当时的政策述语：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只有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根据 贵州 省革委会1969年1月1日批转的《贵州省红代会关于到农村落户知识青年红卫兵的组织问题的意见》，黄平县革委结合本县实际，要求已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红卫兵在农村 从事 生产及各项工作中，开展“活学活用”活动。外地到黄平安家落户的红卫兵和本县的红卫兵在 “ 上山下乡 ” 中，要以公社或生产大队建立红卫兵支部或小组，支部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小组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内容围绕“活学活用”、“斗私批修”为纲，检查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情况。对已附设初中班的小学 ， 要求 大队 革委会和参加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 要 作好发展红卫兵工作 ，并 建立组织，实行教育革命。初中班14岁以上的红小兵，可发展为红卫兵，以学校建立支部，以班建立小组。 知识青年到农村，还被要求参加军事活动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活动。这样，本来是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而发动的 “ 上山下乡 ” 运动，被夸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农村与城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措施。 

    黄平县知识青年的 “ 上山下乡 ” 运动，大体分为 高潮期、平稳期和回落期 三个时期。

     “高潮期” ，是在 196 7年至 1972年 的五年间，这 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 “ 上山下乡 ” 阶段。此时“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他们大多是对 “ 上山下乡 ” 方向持积极或比较积极态度的学生，特别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几批，都以“做一颗红色的种子”来对照自己。为了使这些“上山下乡”知青 在 “ 文化大革命 ”的广阔农村 中 接受再教育 ，黄平县 从 1968年开始 ， 共 设 工人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58所，许多小学 还 附设了初中班，黄平中学和旧州中学还驻进了工、农、兵毛泽东思想 文艺 宣传队。 在“ 上山下乡 ” 人数中，不分高、初中学生（也有部分是小学生），不分毕业、 肄 业， 都必须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 196 7年到 1969年 的三个年头中 ， 有的学校学生 几乎 全 走光。 在 安置 上， 形式多样，有跨地区插队，也有集体或单独插队。由于“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哄而起，造成了地方机构不健全，政策不配套 ，工作人员青黄不接或断代等 诸多弊端。1970年， 按上级的指示，黄平县才 开始从下乡已满期的知识青年中推荐人员充实到各部门 上来 。 若欲回城就业的知青，没有政策性理由是无法回到父母身边的。 以后的几年，才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顶职、独生子女、工农兵学员、父母病退或身边无子女照顾等为由开始逐步返回城市。

    “ 平稳期 ”，是 1973 年至 1976年 这个阶段。 1972年11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有关知识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后，1973年9月和12月， 中共黄平县 委分别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贯彻执行了 “ 独生子女不下；多子女 但 身边只有一子女不下；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不下；中国籍外国人子女不下 ”的 “四不下”政策，“上山下乡”对象 仅 限于 城镇 高、初中毕业生或待业知识青年。采取就地安置办法，实行集体插队，建立知识茶场、桑场等集体安置为主的形式。配备带队干部，建立贫下中农、带队干部、知识代表“三结合” 领导 小组。为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行困难，1974年县委下发（74）4号文件，对1973年前“上山下乡”有困难的知识青年，每人补助建房费200元，生活费200元，农具、医疗、家具费80元，口粮每月20公斤。在生产分配上，实行同社员同工同酬，并动员返城知青回落户地方劳动。 虽然政策已有较大的优惠，但绝大部分的知青“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态仍十分严重。

    自 开展“ 上山下乡 ” 以来，黄平县共安置的 城市 知识青年达1994人 ， 为 如实 了解知识青年在各大队从事 “ 上山下乡 ” 运动的生产生活 情况 ，1974年6月，县委从县、区两级抽调27名干部对新州、重安、旧州、平溪4个区的知识青年 “ 上山下乡 ” 工作进行了为期13天的检查慰问 。在检查中着实发现了许多影响“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和矛盾 ，如 ： 下乡知识青年的建房问题基本 没 有落实；多数下乡知识青年缺粮挨饿；劳动报酬不合理，违背同工同酬原则；下乡知识青年结婚后生育的子女难以落户，不分给口粮；下乡知识青年的病残 照顾政策落实不够 ；下乡知识青年因家庭历史问题被歧视、排斥和打击，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共黄平县委于9月2日发出（1974）22号文件 ，对社队安置“ 上山下乡 ”知青的问题提出了8条 纠正 意见。

    一、 要求 各级党组织 明确 一名副书记分管知识青年工作，把“三结合再教育小组”迅速建立 健全 起来 。

    二、 着力抓好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的住房问题，使他们安心在农村安家落户。并限定在当年11月底前使每个下乡知识青年都有8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同时还要为其造建厨房和猪圈等 。

    三、 做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即到农村落户的第一年，按每月每人20公斤贸易粮标准由国家统销供应， 以后 每人每月达不到18公斤贸易粮的，由国家补足，保证供应 。

    四、 对下乡的知识青年，要和各地社员同工同酬，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分配兑现。 社队 不得以任何借口克扣下乡知识青年的劳动工分和应得的粮款。

    五、 切实解决好下乡知识青年婚后生育子女的入户问题。按省委（1973）180号文件指示，下乡知识青年婚后所生育的子女，应准许在所 落 的社队入户，并分配给基本口粮 。

    六、 认真做好因病残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或丧失劳力的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对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必须经县医院检查，由群众评议，签署有生产队、大队、公社、区领导的审查意见，由县知青办与有关单位协商同意，报县委审批后，转送州公安机关审查批复，办理迁回城镇手续。丧失劳力的知识青年回家后，民政部门对其的生活困难还酌情给予补济。

    七、 大力加强对 “ 上山下乡 ” 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 ， 充分发挥下乡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 ” 运动的作用，积极培养和吸收具备条件的下乡知识青年入党、入团和参加各级领导班子。正确对对待因家庭成分不好或 有 历史问题的知识青年，不许歧视和排斥或打击。

    八、 做好家 长 工作，使其大力支持子女投身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来。

    县委通过采取一系列纠正和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存在各种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后 ，使 知青在 “上山下乡”工作 的情绪逐渐得到稳定。

    为使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住得下 、 安得稳，根据省委（1973）180号文件和省商业局、省供销社、省知青办1974年12月的联合通知，在 知青 原来安置经费补助的基础上，每年给每个下乡的知识青年补助棉布5米，棉花3公斤。1975年 黄平县 委 又出台 了 几条 措施， 要求符合规定的一律列入“上山下乡”范围。 一是年满17周岁的中学应届毕业生；二是历届中学毕业生未安置，包括1974年具备下乡条件未下乡的知识青年；三是中途退学的城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具备下乡条件的，也要动员其“上山下乡”。全县当年共安排“上山下乡”青年580人。到年底，5个区21个公社中共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2100余名。

    社会的政治运动，往往是激进的。 1976年8月24日， 黄平县 委提出“教育革命”的意见。意见认为，全县 在 已有中小学603所，中等师范1所，农校1所，“7·21”工人大学1所（县农机一、二厂合办） 的基础上 ，各区中学和公社小学都 要 附设初中班，大队小学和公社小学也 要 附设初中班 。 为进一步贯彻《五·七指标》和 “ 关于教育革命 ” 的一系列指示，各级学校要坚持“五·七”道路 ， 坚持开门办学。 各 级党委按中学生每人2至3分地面积划给学校 作 农 垦 基地，区、社学校的学农基地由区、社党委解决，大、小队学校由所在地的生产队解决 。对此， 黄平中学、旧州中学 也 相应办起了农村分校， 安排 学生分期分批到农村分校学习。 同时,一律要求 工宣队、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学校的领导， 千方百计使 机关、厂矿、街道和企业 都能 办学 , 争取在短时间内逐步形成公社办高中，大队办初中的一个普及7年教育网。 但由于当时受社队学校师资和办学条件的缺陷，许多社队一哄而上、 全面开花 地开办高、初中，使那些仅有高小或初中文化的农村在校教师被迫“赶鸭子上架”， 造成初中教师教高中学生，小学教师教初中学生，初小教师教高小学生的啼笑皆非的场面,这种不顾学历和教学能力的办法，无能力之人滥竽充数，结果误人子弟的现象十分普遍。

    “低潮期” 是 1977 年至 1978年 这一阶段。 粉碎“四人帮”后，大学恢复了高中毕业生升学考试的招生制度，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此时，“上山下乡” 虽然 已不带强制性 ，但 1977年 至 1978年仍有少数高、初中毕业生自愿“上山下乡”。到1979年这项运动才基本停止。

    据统计，黄平县自1968年到1978年的10年间，全县共有2700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历年中，招工招干 有 1435人，参军135人，升学241人，转点351人。粉碎“四人帮”后 ，这些 知识青年多数 才 安排了临时性工作，后又招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企事业单位中，有的则转为非农业人口。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 “ 上山下乡 ” 运动后，1979年，在黄平县农村参加劳动的知青才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1982年3月 黄平县 知青办撤销， 全县的 “上山下乡”运动 才宣告 结束。在整个运动中，全县的中学生、城镇待业青年大规模地“上山下乡”插队落 户 ，给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造成了许多困难，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的开展，在解决社会就业、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不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它 实质上 没有很好地解决培养造就接班人的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愿望也没 能 实现。实行知识青年 “ 上山下乡 ” ，虽然缓解了社会就业的矛盾，同时 也 培养了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一代人。但是，由于 “ 上山下乡 ” 运动是在否定17年教育路线下进行的 政治运 动，知识青年 “ 上山下乡 ” 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世界观 和 接受“再教育”，这就在政治上打击了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思想，压抑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为取得农民资格，他们长年累月地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农村商品经济生产的极端落后，使他们“十年寒窗”所学的知识只能用来记记工分，写写家信，其余的大多数 的知识被 遗忘 得一干二净 。为了紧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每天象宗教徒似的“早请示，晚汇报”，“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思想被 弄得凝固 僵化。尤其是“文革”初期的大规模 “ 上山下乡 ” ，教育 事业严重遭到破坏 ，使学校成为“蝉噪校园静，鸟鸣高楼幽”的空旷寂寞之地。 从 前期 和中后期的 知识青年 “ 上山下乡 ”情况来看 ，绝大部分是“文革”初期的参加者，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再教育”的折腾，一个个已是精疲力尽 ；“ 上山下乡 ” 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在“宁要没文化的劳动者”的环境中长大的，读了几段语录，唱了几首语录歌，就被列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虽然“ 上山下乡”运动令城市青年能接触和了解了“三农”，也体验了农民的困难生活和劳动者的艰辛，但 当他们有幸走上工作岗位或升学时，也已是精神疲惫，学业荒废。

    知青 “ 上山下乡 ” 运动尽管最终还是被划上了句号，然而它留下的严重后遗症至今却难以消弭的。当年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青春年华被虚度，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使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他们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抛来抛去或裁减而失业，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难怪就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我国一位已故的伟人的这句话令人沉思：“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还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农业人口多、城乡差别悬殊的国家，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农民队伍，任务是艰巨的，还有待于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有待于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 这样，广阔的农村 对知识青年 才 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使知识青年自觉地到农村去，成为新一代的农民 。 那种靠运动的方式迫使知识青年下去的作法，虽暂时起一定作用，但最终仍会倒流城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石宏平  廖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