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蒋隆国

　　谈及恩师王宗炎，蒋隆国说正是在他的影响下，自己对英语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先生教我们英译汉，教材是他自编的，内容都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学故事，英语难度不大，但不容易用汉语表达好。他要求我们翻译时不要照猫画虎，译文要有独创性，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蒋隆国回忆道，“王教授曾经评价我的翻译‘别出心裁’。这让我受了很大鼓舞，对英语翻译也有了更大的学习劲头。”

　　蒋隆国介绍，学习方法很重要，例如，他发明了一些只有自己看得懂的速记符号，将老师上课所述内容精准记下来，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

　　中山大学毕业后，蒋隆国被推荐报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研究生。“那个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不是谁想考研究生就能考的，有指标，需要推荐。”蒋隆国成为新中国正式招收的首批英语专业研究生之一，由许国璋先生亲自教授翻译课程。

　　蒋隆国回忆，有一次，许先生让学生翻译一篇文章，其中“外语老师”，其他学生都翻成“foreign language teacher”，但是他将其译为“language teacher”。许国璋称：“很地道!”所以给了蒋隆国“深思好学”四字评语。“许老非常反对直译，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地道的英语译出来。王先生和许先生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批改作业细致入微，作业讲评精辟独到’。”

　　清华执教

　　由蒋南翔同志

　　特批进入清华

　　关于执教清华，蒋隆国向我们诉说了一个秘密：作为北外培养出来的人才，母校当然是希望蒋隆国能够留校任教，然而清华大学也急需引进英语教学人才。因为上世纪50年代初，中苏交好，俄语作为高等院校公共课程曾“一统江山”。1962年后，中苏关系变冷，英语人才的培养被提上日程表。时任高等教育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将蒋隆国从北外“抢”了过来，特批进入清华大学任教，成为该校首批英语公共课教师。蒋隆国在教育一线耕耘近半个世纪，直到1999年退休。

　　任教期间，蒋隆国在清华开的第一门课是英语精读课，后来还任教过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语音课以及英语专业研究生的翻译课等多门课程。其中，蒋隆国的英语口语课程格外突出。早期教授口语课时，令蒋隆国最为头疼的事情是学生不愿张口说英语。于是他开始自编教材，用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进行教学，课堂顿时变得空前活跃。蒋隆国回忆说:“还记得一次讨论‘What should a real man be like?’(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什么样的?)和‘What should your ideal wife be like ?’(你理想的妻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学生发言特别踊跃。因此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

　　受到许国璋的真传实教，蒋隆国把“要说地道英语”的理念贯彻教学始终。 “想说地道的英语，就要了解外国人说英语的思维方式。”蒋隆国举例说，“中国人喜欢问别人的属相，我听过有人问‘What do you belong to?(你是属什么的)’，应该这样问‘Which animal year were you born in ?’”蒋隆国告诫学生，学口语一定要培养语感，尽可能用英语思维，这样才能尽量避免“Chinglish”(中式英语)了。

　　蒋隆国把他幽默性格融入教学之中。他说：“学好英语口语，必须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否则就会闹出很多笑话。”在授课过程中，蒋隆国经常搜集有关的笑话，并将它们穿插在教学中。谈到中西方人对别人赞扬的反应，蒋隆国在课堂上讲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笑话：“一次一个外国人夸奖一个中国男同学‘You're handsome(你很英俊)’，男生立刻谦虚地回了一句‘No,I'm ugly(不，我很丑)。”引来同学们哄堂大笑。他告诉学生，西方人在受到别人赞扬时，不说相反的话，总是说“Thank you”，时间久了，学生们耳濡目染，在英语学习的同时，有意识地了解西方文化，对英文理解更为透彻。教育学也是一种心理学，蒋隆国轻松生动的课堂教学让学生从理解到使用，从易到难，化被动为主动，极大地提高了口语教学效果。好评如潮的口语课让蒋隆国获得清华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蒋隆国教的精读课也有其独到之处。他清晰地记得，当时全国英语课程普遍流行英语语法分析或语法翻译法，这种方法强调分析句子，翻译课文，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聋哑英语教学法。蒋隆国并不推崇这种方法，他将自己的课程进行改良，除了长句、难句以外，不一味强调分析句子结构，而更注重对整篇课文的理解。

　　痴迷诗歌

　　“我想将中国优秀的新诗

　　和诗词介绍给外国人”

　　骨子里，蒋隆国是一个浪漫而充满激情的人。早年间，他的理想是当一名诗人。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蒋隆国在中山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了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诗中热情奔放的感情让风华正茂的蒋隆国不能自拔。除了专业学习，蒋隆国经常花整整一个下午坐在图书馆里读诗，从郭沫若、艾青到拜伦、雪莱，一本又一本，对诗集爱不释手。

　　在两位志趣相投的同学的感染下，蒋隆国开始学习诗歌创作，并陆续在大小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后来随着专业课程的增加，蒋隆国无奈之下只好终止了诗歌创作。“我从前并没有想当一个诗歌翻译家，而是想当一个真正的诗人。”蒋隆国感慨。

　　到了20世纪90年代，蒋隆国已步入中老年，工作之余他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诗歌的翻译。“诗歌是我的爱好，翻译是我的爱好，更是我的专业。我想将中国的新诗和诗词介绍给外国人，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多作贡献。”

　　蒋隆国先后英译发表了白居易的《忆江南》、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等一系列国人耳熟能详的古诗，之后则转入了新诗的翻译工作，且一发不可收拾。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闻一多的《七子之歌》，艾青的《礁石》、《酒》，臧克家的《您像……》等新诗经他翻译、发表后被国家图书馆等收藏，蒋隆国获得了“诗歌翻译家”的盛誉。

　　虽然青年时代的那股子创作激情已随时光流逝，但对诗歌的真情让年近八旬的蒋隆国为翻译新诗右眼险些失明。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蒋隆国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世纪诗人”汪国真的诗歌，《山高路远》的激情澎湃;《小城》的浪漫多彩;《落日山河》的壮丽气魄;《校园的小路》的浪漫美好，无一不让蒋隆国爱不释手，“秋色里的小湖 小湖里的秋色 岸在水中小憩 水在岸上漾波”等美句至今仍能脱口而出。后经友人介绍，蒋隆国与汪国真一见如故，两人在诗歌品评的交流中相见恨晚。出于对汪诗的喜爱，蒋隆国陆续挑选了30首自己最为欣赏的诗作进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