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高龄少子化，日本众多偏远地区人口减少，财政濒临破产。日本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旨在引导年轻人“回归田园”，减缓“地方消失”趋势。学者认为，单纯建造集约型城镇只能进一步加剧人口从乡村流失。那么，新的探索模式能否为日本乡村发展带来契机?

　　“家乡税”平衡城乡差距

　　66岁的竹中贡身着印有粉红色热气球等图案的黑色T恤，有些腼腆地问记者：“好看吗?”在得到记者的肯定后，他解释说，这身衣服是为了不久后去东京和大阪推销“家乡税”项目特意请人设计的。

　　竹中贡是北海道中部偏僻乡村上士幌町的町长。在7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生活着5080名居民，以农牧业和旅游观光业为主要经济来源。

　　伴随高龄少子化，日本众多偏远地区人口下降，财政收入减少，一些地方财政濒临破产。为了减少城乡差距，日本政府于2008年推出“家乡税”制度，鼓励在大城市工作的居民根据自愿原则向地方政府捐款，这个所谓“家乡税”也并不一定专用于自己的家乡。

　　捐款人捐款后，会收到受捐地方政府出具的捐款凭证。捐款人凭证向现居住地政府税务部门申请减交住民税，或者退回发放工资时已经扣除的个人所得税。在退税时，捐款者须自负2000日元(1美元约合124日元)捐款，剩余部分可以全部抵税。捐款者可以指定捐款的使用目的，也可以由受捐地自主安排使用，受捐地根据捐助金额向捐助者回赠当地土特产。

　　“家乡税”实际上是一种赋予纳税人自由选择权的财政转移支付，同时鼓励地方通过竞争获得资源。据日本总务省统计，该制度实行7年来，已经有108万人次向地方捐赠了1126亿日元。

　　竹中贡告诉记者，该町2014年的町税收入为6.2亿日元，其他收入5.8亿日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拨付27亿日元，而支出却高达61.3亿日元，财政状况非常严峻。利用“家乡税”制度，该町大力开展观光和土特产推介，2014年接收到的捐款达9.74亿日元，比当地最主要税种町税的1.5倍还多。

　　“地方消失”困境难除

　　钱能“救穷”，却不能解决人口流失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乡村和地方的年轻人大量涌入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大城市寻找工作。由前总务大臣增田宽也领导的民间机构日本创成会议2014年发布报告称，至2040年日本将近半数的地方年轻女性(20—39岁)人口将减少逾半，面临“地方消失”的困境。

　　上士幌町便名列其中。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2040年上士幌町的人口将从现在的约5000人减少至3222人。

　　为了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东京的情况，日本政府去年底通过了地方创生综合战略，计划未来5年在地方创造30万个面向年轻人的就业岗位。明治大学农学部教授小田切德美认为，阻碍人们移居地方和乡村的原因包括工作岗位选择余地小、社区封闭等，但最大的问题是未来如何负担子女去城市读大学的费用。这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根据明治大学与《每日新闻》共同调查显示，2013年日本全国有8181人移居乡村，是2009—2012年间移居人数总和的2.9倍。这还是保守的数字，实际人数可能更多。

　　调查发现，年轻人移居乡村并非因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是出于想为振兴地方做贡献、喜欢田园生活和发挥自己能力等多种目的。年轻人正在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农业+X”，即在农业生产之外，用另一半时间尝试其他工作或兴趣。

　　“慢生活”是乡村魅力

　　日本内阁府2009年曾推出一个具有试验性质的项目——给愿意去乡村居住和工作的志愿者3年的固定工资。有1500人报名参加了这个项目，其中，八成是20—30岁的年轻人。3年过后，超过一半人选择永久居住在农村。

　　今年37岁的西尾康宏是上士幌町诺贝尔株式会社的董事。9年前，他和同学一起创办了这家集育种、饲养、乳肉制品生产和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牧场。牧场共饲养1.65万头牛，是日本牧场平均饲养头数的300倍，195名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今年，牧场又招聘了10名大学毕业生和两名高中毕业生。

　　西尾康宏告诉本报记者，这里的年轻人多数是外地农学专业的毕业生，冲着实现梦想而来。为了让他们安心在这里工作，牧场盖了宿舍和食堂。员工收入大约是东京同龄人的70%，不过物价也是东京的70%。

　　据竹中贡介绍，上士幌町将“家乡税”收入主要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的建设，通过聘请外籍教师、为中学乐团购置乐器、减免保育费用等措施，减少村民育儿的后顾之忧。

　　竹中贡说，相比东京这样24小时连轴转的国际都市，乡村的魅力在于“慢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今后，去大城市推广“家乡税”项目，不仅要募款，还要加强与捐赠者之间的感情交流。让他们到上士幌走走看看，最终吸引一些人到此居住。

　　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应该建造更多集约型城镇，以提高高龄少子化背景下的公共设施使用效率。但小田切德美认为，单纯建造集约型城镇只能进一步加剧人口从乡村流失。解决的途径在于回归田园发展农业，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支持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城市防灾。此外，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不应该是对立关系，而应该共生共荣。如果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标志，那么2020年东京奥运会应该成为重新审视乡村作用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