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8月20日在新德里举行第五届副外长级战略对话，就双方共同关切的议题进行讨论，涉及边境、跨境水资源、贸易失衡及科技合作等领域，并就印总理辛格年内访华事宜进行商洽。几乎与此同时，外交学院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于8月19～20日，在京举办题为“新型大国关系：中印关系新趋势”的中印智库对话。一场中断3年后重启的战略对话，一场智库学者间的高端对话，背后的逻辑是中印政府和学界对日趋成熟的双边关系的肯定，以及对深化合作、构筑中印新型大国关系的期待和努力。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环境稳定、各自战略目标趋同、合作外溢效应扩大等因素，中印关系日趋成熟、稳定，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基础。

　　首先是政治高层的频繁接触。近十年，中印领导人互访频繁，此外，两国高层在国际场合多次会晤。据统计，过去十年，两国领导人会晤达26次。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高度重视对印外交，李克强总理将印度作为其上任后首个出访国。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德班金砖会议上与辛格友好会晤。高层接触有助于对敏感议题进行沟通、澄清，消除误解、淡化分歧，避免双边关系出现波折。

　　其次是共谋发展的胸怀大度。中印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实现可持续发展、缩小国内发展失衡的艰巨任务，都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包容的对外政策。两国政府都清醒地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印交恶将严重遏制各自的发展进程。鉴此，两国高度重视发展经贸合作，挖掘互补性，贸易额与投资额逐年攀升，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

　　再次是淡化争议的积极态度。虽然少数学者和媒体经常夸大双边分歧，渲染来自对方的威胁，但中印政府成功地将冲突与合作“脱钩处理”，反复传达“不应让边界争端冲击中印关系大局”的信号。对于边界争端等分歧，两国政府既非渲染分歧，也非束之高阁、消极搁置，而是通过加强机制建设、增进彼此交流，来纾缓矛盾、管控危机。

　　中印崛起导致利益延伸，利益重叠有所增强。在政治互信缺失的情况下，这种利益重叠有可能引发矛盾。中印有必要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新老矛盾相互交织，将矛盾“扼杀在摇篮之中”。

　　一方面，固有矛盾难以消除。长期以来，中印关系存在结构性失衡，比如：政治高层的互动频频与民间交流的低水平，经贸额的大幅飙升与贸易失衡的加剧，国际舞台的相互合作与双边层面的互信缺失，在彼此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不对称(印对华重视程度大于中国对印重视程度)等。中印都面临领土主权问题，这决定中印难以克服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局。当前的双边关系虽然趋稳，但根深蒂固的矛盾依然存在，且不时沉渣泛起。

　　另一方面，利益重叠潜藏矛盾风险。中印同步崛起带来利益与影响的向外同步拓展，进入对方的传统经营范围，抢占第三方的市场与资源，埋下竞争乃至冲突隐患。比如，中国基建企业积极“走出去”，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印度邻国都有大量工程，正常的经济活动却被印度视为构筑对印包围圈。与之相对，印度“向东看”政策不断推进，涵盖地域从东盟扩至东北亚，涉及内容由经贸拓至防务安全等领域，且在南海问题上频频发声，引起中国对印南海政策及与日、越合作的警觉。

　　因此，推进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需要有新的思路。

　　首先是准确、客观地定位中印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中印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意味着两国之间只有合作、没有矛盾，而是两国在合作与竞争、共识与分歧、信任与怀疑之间追求的一种平衡。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印关系呈现“合作与矛盾并存、合作面不断扩大”的态势，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结构性特征难以改变。因此，中印不应对新型大国关系提出过高期待，而应结合具体、现实情况，赋予“共享繁荣、管控分歧和追求平衡”的战略内涵。

　　其次是从双边走向多边，扩大新型大国关系网络。中印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构筑全方位新型大国关系网络的组成部分。中国不仅要与美国等已崛起大国构建新型关系，也要与印度、巴西等正在崛起的大国构筑新型关系，两条路径是相互合作与补充，而非彼此对立和抗衡。中国应将对印关系纳入新型大国关系网络，在强调双边合作的同时，推动两国在多边场合的磋商协调，谋划与第三方大国的沟通与合作。比如，可以推动中美印三边协调机制，共同应对印度洋通道安全问题。

　　最后是重视新兴领域的合作。中印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是合作，只有扩大合作基础、夯实合作水平，才能确保中印关系的长久稳定。今后，中印应加强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的新领域的合作。比如，中印可以加强清洁能源技术、农业增产技术、污水处理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还可以加强海洋领域的合作，对彼此在自己邻近海域的影响扩大持客观接受态度，共同维护海洋通道安全，合作开发海洋经济等。

　　总之，中印同为文明古国、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两国国情相似、任务相近，需要构筑求同存异、包容互惠的新型大国关系，这对双边关系乃至整个国际体系都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