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将大幅下降。届时世界会如何定义“贫穷”?人们又该如何脱贫?正在杭州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会议的多位代表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贫穷不再是简单的‘缺钱’，而是一种不理想的生活方式;幸福也不再是一组组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加拿大社会发展理事会研究与政策部副部长凯瑟琳·斯科特建议，国际社会需要超越物质上的贫困，把更多的领域和因素纳入衡量贫穷的指标体系。

　　“经济上取得一定增长，但同时交往时间减少、寿命变短、生活质量下降，那这种增长还有什么意义呢?”凯瑟琳所任职的组织曾对加拿大人的幸福指数进行测算，结果发现虽然2010年与1994年相比，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8.9%，但幸福指数只增长了7%。

　　加拿大社会发展理事会在广泛征求普通民众意见后，尝试用8个指标来衡量“贫穷”，这些指标分别是时间的使用、社区的活力、民主参与程度、教育水平、环境、健康的人口、休闲与文化、居住条件。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克莱门特·蒙博将2015年后的“贫困”定义为“一种缺乏的表现”，它不只是物质资源如衣食住行的缺乏，更多的情况是非物质资源如教育资源的缺乏、健康环境的缺乏，以及由于社会承认的缺乏而产生的孤独、被边缘化的感觉等。

　　“就评估整体社会而言，经济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哈佛大学教授米歇尔·拉蒙说。按照新的“贫穷”衡量体系，收入增长未必意味着“脱贫”，更重要的是自我评价的提高。

　　“很多人的问题不在于资源的匮乏，而是他们的自我评价很低。”拉蒙说，生活压力、精神压力大的人容易产生悲观的情绪，认为自己对社会没有贡献，幸福感当然也就会跌入谷底。

　　针对这种精神上的“贫穷”，拉蒙认为“赋权”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赋权”是一个社会学上的概念，意味着给人以自主性和独立性，让人“有梦去追”，促进其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这就是一种赋权，给人以集体的归属感，能够动员社会实现整体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拉蒙说。

　　还有代表预计，2015年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贫穷与否将不再通过收入来计算，而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也就不能再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

　　欧洲文化管理与政策教育网络主席克里斯蒂娜·奥尔特·努埃雷说，联合国已承认GDP等简单的指数并不能反应人类的幸福状况，并呼吁成员国引入幸福指数的评价方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15日至17日在杭州举行，数百名各国政府官员、学者等代表参会。此次会议是第一个在2015年后的发展框架内讨论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作用的国际论坛。 (刘梦泽 余靖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