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消息 仅仅在几个月前，全球还对中国经济乃至资产市场信心满满，溢美之词充斥海外媒体。然而，进入新年以来，海外舆论却“一边倒”，对去年中国信贷激增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特别是银行业信用风险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风险忧心忡忡。3月18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标准普尔大中华区资深董事、企业及金融机构信用分析师曾怡景表示，尽管不良贷款和其他问题贷款可能急剧上升将是未来几年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但该行业将继续拥有非常良好的盈利能力、合理的不良贷款比例，并有充足的资本将坏账保持在可控水平。此前摩根士丹利中国策略师娄刚和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证券和大宗商品主席李晶也对记者阐述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即使中国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上升也不会导致大的系统性风险。

    中外经验表明，伴随着贷款高速增长现象的是此后几年不良贷款的大幅反弹。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贷款增幅达到创纪录的30%，今年头两个月新增贷款已经达到2.1万亿元，增幅接近5%。那么，中国银行业是否可以承受上述后果呢？对此问题，标准普尔公司的回答是肯定的。根据该公司3月18日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在不良贷款和其他问题贷款增加之时，中国银行业有足够的财力去抵御预期中的盈利压力。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曾怡景解释道，得出上述结论的假设基于中国政府将继续循序渐进地采取行政措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以降低贷款增速这一预期。虽然风险更大、更突然的政策转变可能导致银行业的问题更加严重，但这并非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　　

    根据上述报告，如果不考虑可能的政府支持，去年举债为公共建设项目融资的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可能导致相当数量的不良贷款和其他问题贷款，可能导致未来几年银行业不良贷款比率上升4至6个百分点，还有一部分坏账或许来自于某些近几年大量举债的部分房地产开发商。尽管如此，曾怡景仍预计未来两年中国不良贷款和其他问题贷款比率仍将低于10%，并称信用风险不会对中国各大银行的评级产生什么重大改变，现有评级包含了经济的波动。　　

    “不良贷款和其他问题贷款有可能上升将是在未来几年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我们认为该行业将有能力消化和承受这种风险。首先，银行的财务实力已经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资本金、盈利能力、不良贷款比率都处于比较合理和良好的状态。另外，其他因素如监管机构的政策也增加了银行应对信用风险的空间。”曾怡景说。事实上，最近监管当局已经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要求银行增加呆账准备金和资本金。　　

    当然，规模不同的金融机构未来面临的信用风险也有差异。曾怡景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规模较小的机构，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和其他基层金融机构，将可能面临比那些已经进行过重大改革的大银行更大的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贷款对象不同。“大银行的议价能力和选择项目的能力更强，贷款质量更高；而小银行因地域性局限，可能会更多地配合地方政府的贷款需求，贷款质量则差一些。”　　

    亲历了本轮危机的海外媒体往往把资产价格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看待，他们认为，资产价格一旦下跌，金融机构必将遭受很大冲击。按照这个逻辑，中国房地产业出现了泡沫，泡沫破灭银行就受影响，从而会导致信贷乃至经济下滑。娄刚认为这是非常简单甚至粗糙的逻辑，是很多国外媒体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所犯的普遍错误。他对记者表示，这一逻辑在美国是成立的。该国的经济模式是以信贷为核心的，资产价格的下跌会严重冲击银行业资产质量和信贷增长，从而导致信用危机。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尽管银行业正面临着一些风险，但由于房地产等资产的流动性较差，且缺乏像抵押支持债券这样的证券化产品以及衍生产品，即使这些风险真的会出现，国有银行也不会不放贷款，更不会像美国一样造成全球性危机。　　

    “这个概率是零”，娄刚强调说。“我们相信未来银行业的风险和问题会逐渐显现，但把这个问题放大到中国经济也会因此出问题，我是不同意的。”娄刚如是说。　　

    李晶则进一步表示，过度举债和按揭证券化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中国则并不存在这两方面的问题。　　

    展望未来，李晶预计，虽然中国少数地方政府可能会难以偿还债务，但大部分公共行业债务风险将不如投资者预期的那么严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0年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将达到22%，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高达94%和227%。即使计入一些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悲观论点的估计，这个比率也只是上升到占2010年GDP预测值约51%。

(袁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