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一：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就一定是同性恋者

　　正解：不是。我们所说的同性恋者，指的是“绝对同性恋者”(通常讲述时省略“绝对”两字)。绝对同性恋者在性方面，一生根本不会产生对异性的性欲，也不会接受异性的性要求。现代性学的奠基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金赛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5300名成年男性白人中，有过同性恋行为的占37%，其中绝对同性恋者只占4%;5940名白人妇女中，有过同性恋行为的占13%，其中绝对同性恋者只占3%。

　　误解二：有过同性性行为者容易患性病

　　正解：容不容易患性病，和是不是同性恋并无直接的关系。从性方面来看(不包括通过共享注射针头等方式得病)，只有和“并非坚持一生真正只有一位性伴侣”的人进行有性器官直接接触的性行为，并且没有采取可靠的防卫措施，才有可能患上性传播疾病(旧称性病)。之所以在艾滋病发现的初期，75%的患者都是同性恋者，是因为所报告的那个地区、那个年代，同性恋者“多性伴侣”的情况较多，时有肛门性交，而又没有采取防卫措施，加上肛门黏膜较易破裂出血，使得艾滋病病毒有可能进入人体血液内。这些条件如果也出现在异性恋者中间，同样会出现艾滋病传播的情况。

　　误解三：同性恋与异性恋能划分得一清二楚

　　正解：从个体本身来看，同性恋与异性恋能划分得一清二楚。绝对同性恋与绝对异性恋，完全没有什么游移不定的地方。绝对异性恋者在性方面，一生根本不会产生对同性的性欲，也不会接受同性的性要求;绝对同性恋者对异性也是如此。

　　那些可以游移不定的，或者是典型的双性恋者，在性方面，一生(但未必在“同时”)同等接受同性和异性;或者是不典型的双性恋者，有的基本上是异性恋，有的偶尔有同性性欲以至同性性行为，有的基本上是同性恋，有的偶尔有异性性欲以至异性性行为。

　　我们不应该把双性恋者拿来混淆对同性恋(即绝对同性恋)者的讨论。否则，会引发出许许多多的问题，给当事人和家庭及其周围的人，带来许多莫须有的麻烦和痛苦。

　　从公众角度来说，同性恋与异性恋不能划分得一清二楚，也根本不应该去划分，要一视同仁，同等对待。

　　误解四：在我国的历史上，有的朝代同性恋特别盛行，这说明同性恋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社会的认同度有关。

　　正解：在我国或西方，都有过同性恋在一些年代特别盛行的情况，例如我国汉代和西方的古希腊。但是，这并不表明同性恋并不是天生的。首先，还是要说清楚，讨论同性恋者，应该指的是绝对同性恋者，不要和情境性同性恋者(相对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混淆起来。

　　可以肯定的是，在同性恋特别盛行的年代，或至少不那么受迫害的年代，敢于公开自己的同性恋性倾向的人会增加。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的，而采取和表现为同性恋的相对同性恋者也会增多。

　　误解五：同性恋者是一些精神不健全、不正常的人

　　正解：一位怀着绝望和痛苦心情的母亲在给著名的精神学家弗洛伊德的信中写道，她的孩子对异性丝毫不感兴趣，希望弗洛伊德能治疗她的孩子，让他能转变为异性恋者。

　　在回信中，弗洛伊德强调“同性恋并非恶习和堕落，也算不得是一种疾病”、“古往今来，有许多极可尊敬的人物是同性恋者”。事实上，在“极可尊敬的人物是同性恋者”的名单上，包括很多位为英、法、俄、德、美等国的国王、总统，以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英国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英国科学家培根，意大利艺术家拉斐尔，等等。笔者无法一一对此作出考证，但是，相信名单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只是相对同性恋者。然而，这也足可佐证同性恋者并不是一些精神不健全、不正常的人，在智力方面和对人类的贡献上，他们和异性恋者并无高低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