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首穷经，硕果累累，耕耘在民族法学的田野上

　　1958年，徐晓光生在辽宁省盘锦市一个普通的家庭，求学时期也有过一些艰难的历程，他说“在他上中学的那个时候，只要家里面有几本书，能坐下来好好读书的人都能有些出路”。1978年他考取了吉林大学，就读于日本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后曾到地方林业部门工作过，他认为恰是在地方林业部门工作的这段经历给他后来的相关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在本科阶段由于自己学习了历史学、考古学以及民族法等课程。1988年，徐晓光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于是，他便长期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西南政法大学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徐晓光走遍了云南、四川等地区民族村寨，尤其多次到西藏很多地方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以及收集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这为他后来的著书立说作了重要铺垫。同时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取得突出的成绩，被破格评为讲师、副教授以及教授。

　　1999年，徐晓光到贵州工作，先是在贵州民族学院任校长助理、贵州省“世居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并参与教学和科研工作， 2000年7月取得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专业博士学位。自从2007年起任贵州省凯里学院副院长、贵州省“原生态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凯里学院学报》主编、《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常务副主编，同时参与教学和科研工作。
 

　　徐晓光坦言，田野调查是辛苦的。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田野调查”，通过与调查对象近距离接触、贴近观察对象，发现第一手资料。然而调查对象往往是很少受到现代文明冲击、交通阻塞、与外界接触较少的人群。贵州苗族多居住在高寒山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交通更为不便。但辛苦时往往也蕴藏着安心和慰藉。当到那些美丽、古朴的村寨，看到淳朴、善良、热情的苗族侗族人民，就会有说不出的感激和欣慰。大多数少数民族村寨并不富裕，但每一次到村寨去都会受到村民们热情的招待。一次调查下来，都得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有时村民们会把全村人都叫来，向你敬酒，一定到把你灌醉为止。这种自然和谐的气氛，在其他讲究金钱和时间的地方已很难找到了。

　　由于长期从事民族法、中国法制史、日本学的教学和科研的积累，加上自己不断的勤奋与坚持，徐晓光迄今著有《清代蒙藏地区法制研究》、《藏族法制史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苗族习惯法的遗留传承及其现代转型研究》、《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法制的历史回溯》，以及合著合译有《法律多元文化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至黔东南的田野调查》、《苗族习惯法研究》、《羌族法文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教程》、《苗族法制史》、《法人类学基础》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二十余篇，编书多种，为我国的民族法学以及人类学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鲜花与掌声相伴，荣誉的背后更多的是付出和担当

　　在徐晓光看来，贸然来黔省是想研究民族习惯法的，但刚开始并不知道该搞什么，怎么搞，在哪搞，无从下手。刚来贵州的几年曾有过一个月没人登门，一个星期接不到一个电话，几天闭门不出的孤独;偶尔有一两个知心的朋友来谈谈，但人家也有自己的事，不能总来，所以几年中多是一个人呆着。终于有一天，在脑海中隐约有了调查的方法、切入的问题、途径和地域，于是便回到了书房，走进田野。此后一批自己满意、同行评价较高的成果就出来了，在研究层次和品味上也远远超过了以前自己的水平。其实这是长期读书、调查和苦思冥想的结果。“领悟”心里也就敞亮了，也就不会再感到寂寞和孤独了，就会废寝忘食、只争早夕、不舍昼夜了。

　　徐晓光到贵州工作以来，在服务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曾被授予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省省管专家等多项荣誉称号，荣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二等奖四次，三等奖一次等多项奖励，还是贵州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之一。此外，取得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国家民委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一次。2003年荣获“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被聘为中国民族法学会理事。2005年10月和2006年5月曾两次应邀分别到日本京都大学和一桥大学参与研究和讲学。2010年被评为国家二级教授。
 

　　尽管社会各界对徐晓光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赞扬，但这些成就并没有让徐晓光安于在荣誉与掌声中。可贺的是徐晓光带领的科研团队在凯里学院申报的2011年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批准，该课题项目的申请成功，让该校成为了我国地方院校第一次承担国家重大招标课题项目的高校。当然，作为该项目首席专家的徐晓光感到欣喜的同时，更多是意识到自己今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