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苗疆走廊”也是一条以“移民文化”为其特色的文化走廊，它跨越了众多非汉族群分布的地域，并且至今仍然是汉族与非汉族群在文化上频繁交汇和相互影响的交界地带。数百年文化间交汇的历史，在这条走廊沿线不仅留下了深厚积淀，也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像。各地非汉族群社会在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下，既深受汉文化的熏染，同时又因地域或族群的不同而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多样性特征。

　　第四，“苗疆走廊”上频繁的人口及文化的流动，也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民族/族群关系。历史上，在这条走廊上移动的不仅有汉族移民，也有不少非汉族群的群体沿这条通道迁徙移动，造就了复杂多样的族群认同的“边界”。“苗疆走廊”沿线地带不仅在文化上兼具地域“共性”及族群“多样性”特点，并且历史上剧烈社会变动背景及族群间的复杂关系导致了汉族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内部之间形成的多重认同边界，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另外，“苗疆走廊”还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关系的重要国际通道。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曾记录了他在安顺附近查城驿道上见到大象和侍候的“象奴”路过的情景。在黔东南凯里(明代的清平)附近的苗寨中，今天依然还存有当时供缅甸等国朝贡的大象休息的“象亭”遗址。而在有“黔东门户”之称的镇远，在县城东横跨氵舞水的祝圣桥魁星阁上，现今还挂着书有“劈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之对联。

　　“古苗疆走廊”衍生的学术新视野

　　主持人：对“苗疆走廊”展开研究，在学术上有什么重要价值?对推动以贵州省为中心西南地区经济建设的规划有什么现实意义和作用?

　　赵旭东：首先，“苗疆走廊”概念的提起与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并且通过推动其作为世界新文化遗产类型——“文化线路”的重构、保护、开发与申报，对促进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都将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上开始将“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理念引入到文化遗产类型中，强调其作为“动态”的无形文化遗产价值，以区别于以往的“文化景观”、“自然与文化遗产”等有形遗产。2008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第16届大会上通过的《2008文化线路宪章》中，对“文化线路”概念内涵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强调其“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以及“动态特性”等具体特征。“文化线路”概念的提起及其相关理论的诠释，一方面，反映出当今世界对特定地域空间内的不同民族/族群间文化交流互动现象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与人类学的结构主义等理论乃至现今汹涌澎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人类思维及文化事像背后的各种“关系”的思考深度契合在一起;而“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遗产类型被列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的框架中，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及文明古国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