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端波：回顾明清时代以来的历史，以贵州省为中心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化”过程，汉移民大量移入及其文化的渗透影响，“苗疆”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的形成及其“改土归流”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无一不与这条驿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数百年历史的连续不间断的影响，尤其是明清时代各地汉族移民的大量移入和汉文化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渗透，除了在驿道沿线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积淀外，在汉文化这一坐标系上，各个非汉族群因所受影响不同，也形成了具有显著的地方或族群特色的文化个性。而民族及族群间的互动关系也频繁而复杂，长期历史过程所造就的深厚文化积淀、多样性及族群/民族关系的复杂样态，已远非可以用局部视野来覆盖了。因此，我们才首次提出了“苗疆走廊”这一概念，通过对分布在这一特定地域内的国家及民族、族群社会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从多学科角度探讨地域内的社会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各族群/民族文化间的共生及相互影响过程。

　　从地缘概念到文化概念的转换

　　主持人：“苗疆走廊”的内涵是如何界定的?它有什么特点?

　　赵旭东：从地域空间上看，“苗疆走廊”主要指明代以后正式开辟的由湖南辰州(沅陵)、沅州(芷江)东西横贯贵州中线的所谓入滇“东路”或“一线路”，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周边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

　　曹端波：“苗疆”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概念，是在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自明季开始，“苗”逐渐取代过去的“蛮”成为汉民族对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苗”最初作为泛称出现的地域，可能就始于辰沅至普安段“一线路”之周边地区。其后，“苗”之指称范围逐渐扩大至整个中国南方的非汉族群，而“苗”之分布地域，也称之为“苗界”或“苗疆”。清代以后，“苗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概念，其范围涵盖了贵州全省及周边省份的邻接地带。由此可以说，“苗疆”这一地缘概念的形成，恰好是和上述湖广入滇的这条驿道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所谓的“走廊”，在地理学上原指的是连接两个区域中间的狭长地带。“苗疆走廊”并非是依地理走势“自然”形成的。可以说，它最初就是在国家军事政治力量等的强力介入下，以交通线为中心，将平原、丘陵、山地、高原台地等不同地貌相勾连，在文化上形成既有族群多样性，又具有地域共性，并在沿线保留了大量的历史积淀的、呈带状相连的区域。因此，这种类型的“走廊”更多地受到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杨志强：对于“苗疆走廊”的特点，目前只有一些很初步的看法。首先，“苗疆走廊”的开辟及其随之而来的贵州建省，对推进包括贵州省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的“国家化”或“内地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苗疆走廊”不仅是维系中原与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并且它对位于这两者之间的“苗疆”地域的社会变迁及“国家化”过程都带来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其次，自国家权力用政治军事力量强力打通“苗疆走廊”后，它不仅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形成了一条穿越了众多“异文化”，即非汉族群分布地域的狭长的“汉文化走廊”地带，并不断影响和辐射周边地区。乾隆时期，受内地汉族人口剧增的压力影响，大量汉民开始自发流入“苗疆”各地。而横贯贵州省中线的这条“苗疆走廊”也成为湖广等内地汉民进入西南的主要通道。因此，“苗疆走廊”不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汉人移入西南的“人流”大动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