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消息 开年经济数据“亮点”后面的隐忧，现在开始展现。令人担心的CPI，一个月内上升了1.2个百分点，2月份达到2.7%，PPI也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5.4%的高位。后者距2008年年初“撬动”通胀的价格水平(6.1%和6.2%)不远，前者则已升至接近“中国式通胀”的“临界值”了。就中国以往数据来看，CPI一旦进入3%-4%的区间，往往会加速上升。因此3%-4%的CPI可视为中国式通胀的“临界值”。

    以往经历还表明，CPI一旦跃上3%-4%的水平，即使采取猛的收缩政策，也显得有些晚，往往需要相当的时段才会使其逆转。　　

    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在两大工具即储备金比率和利率工具之间，央行取舍处在两难境地。正常情况下该加息了。然而令各方犯难的显然在于，加息不仅会引致国际“热钱”涌入，因而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而损害中国出口竞争力。而且更困难的是，加息还会加大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融资成本，最终加大财政负担。目前看来，货币当局最乐意采用的政策工具，当属储备金比率了。即使动用利率手段，也将非常谨慎，即使加息，幅度也将很小，不会高于25个基点。　　

    然而在我看来，即使现在就提高储备金比率，对于遏制PPI上升也不一定奏效。这里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轮价格指数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与2008年那次不同。那一次是“输入式”的，即国际原油、原材料价格大涨输入中国。这一次则不然，这一次主要是内生的。最重要的内生并非消费需求拉动的，而是投资需求拉动的。历时一年多时间的大力度刺激政策，主要刺激起了投资高涨，而各种投资中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花钱最多，加上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垄断性行业的巨额投资，不仅遏止了一些原本过剩行业的价格下跌，促其触底回升，而且还拉动了国际铁矿石及战略性资源价格上涨。客观地来分析，恰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促成的庞大的基本建设摊子，在“撬动”PPI上升。而CPI的高企，多半系PPI上升传导效应。说的更明确些，此次PPI上升属于投资需求拉动型的，而CPI上升则带有成本推动型特征，因为消费需求本身的上升幅度并不算大。　　

    客观地来分析，这一轮价格指数上升的主因，与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有些相像，带有政府计划扩张———基本建设铺摊子“后遗症”特征。如若留意到这一特征，则不难推断，这一次要防通胀，若沿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即单纯动用货币政策而不用计划或曰行政的法子，尤其是管一下政府大手大脚花钱这个口子，将是难以奏效的。

(赵伟 浙江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