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家肯德基餐厅中，至少有两组业务员在做工作。记者扮作顾客随意走近他们，发现一对正在写市场调研报告，而另一对正在吵架。一个女青年质问一个男青年为什么要交钱，那个男青年则激动地给予解释。

　　另一家肯德基餐厅，记者竟然发现小玉的熟人阿涛，曾经是退伍军人，正在对一个已经点过钱的女生发动攻势。记者留心听到他们的谈话，发现正像周一凡打动小玉是甩出银行卡一样，阿涛打动女孩的方法则是，说自己曾经有的坏毛病已经在这个组织中改掉了。那个女孩最后说，她虽然跟爸妈、同学、朋友要不到钱，但是可以跟叔叔要到。

　　城市中的公共场所，正在成为传销分子的外展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还是一个盲点。

　　传销人员在察觉自己上当后，不敢轻易离开组织，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未来的茫然。

　　传销组织提倡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语言都有自己固定的一套行话，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和时代脱轨的所谓的“世外桃源”，成了一个封闭的生活空间。而每天从事的也无非是重复、琐碎的骗人套路，并不能开阔视野、学习本领。社会理应关注到这类需求，开设公益性的“反传”机构。

　　最重要的是，基层工商、公安部门的执法难度也在加大。2009年刑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组织、领导传销，以拉人头和团队计酬形式进行传销活动的，才能判刑。也就是说，只有传销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才能作为犯罪主体来打击，而对一般的参与传销人员只能采取行政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形式。

　　在樟木头镇工商、公安部门，记者了解到，要惩办一个传销组织团伙，必须有30个人指认，还要有相关证据、证词。实际上，这一点传销成员早就利用“反侦察手段”规避了。实际上，“传销人员被带到派出所调查，不愿意承认自己交过钱的事情屡见不鲜。只有涉及刑事责任的案件，公安部门才能介入。”

　　樟木头镇工商部门有关人士也抱怨，每次他们端掉一个窝点后，也只能对其人员进行教育遣散，过几天，他们再租个房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又开始了。

　　我们真应该将“打传”变成一项系统工程，多部门合力，全社会动员，为“打传”提供一个干净明朗的外部空间，才能改变屡打不绝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