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铁饭碗”就能拥有稳定的生活。其实，不仅薛琳这样想，这也是不少与薛琳一样，正在进入或已经进入“体制内”的人的想法。

　　但体制内不是那么好进，“铁饭碗”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端上的。薛琳是幸运的，然而，还有无数人前赴后继，正奔赴在这比高考还要激烈的独木桥上，对于他们而言，只有考上，才是出路。

　　进入“体制内”实属不易

　　大学时的薛琳学行政管理，还当了4年学生干部。大三时，原本打算沉下心来考研的薛琳被父母劝阻了。

　　“并不是说学历没用，但毕竟考研还是为了找工作。”几年后，薛琳的父母依旧这样认为。“至于读研，可以上班后读在职研究生，机关单位也承认在职读研的学历。”

　　薛琳的父母都是县上的公务员，做了20多年公务员，且只有一个女儿的他们觉得，只要能挣个“铁饭碗”，不管考几年，家里都能供得起。

　　薛琳说，父母同事的孩子们大多经历过多次公务员考试，考几年的更是不乏其人。这个圈子里的人以考入公务员队伍为豪。

　　从大四刚刚开始的那个九月份，薛琳就踏上了第一次“国考”的道路。薛琳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买的每一本关于公务员考试的书，虽然现在她的书和复习资料多得早已堆满了家里一张一米多长的书桌。

　　“进考场时信心百倍。”回忆起第一次“国考”时的状态，薛琳回答得毫不犹豫。之所以信心百倍，除了认为自己用心复习之外，其实那时候的她早有了两次实战经验。

　　同年3月，薛琳使用伪造的毕业信息，“裸考”参加了一次山东省公务员考试，笔试的成绩只差不到一分就能进入面试。

　　也是这一年的9月，薛琳再次伪造应届毕业生信息，坐了20余个小时的火车奔赴甘肃，参加了甘肃省那年的公务员考试。虽然这一次的她进入了面试，然而由于本身并非应届毕业生，并不符合报名条件，薛琳放弃了。

　　那时的薛琳认为，不仅实战过，而且曾经进入面试的她，肯定比“菜鸟级”应届生的优势要大得多。因此，次年1月，当查到“国考”成绩后，薛琳把脑袋埋在被窝里，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薛琳的表弟顾伟可以说是将薛琳的经验学得青出于蓝。明年才踏出大学校门的应届大学生顾伟这次报考了杭州海关，顾伟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国考”了。

　　“笔试报名资料审核很不严格。”顾伟笑道，“所以报名很容易。”起初他只是觉得应该早做准备，之后他发现，不仅表姐有提前实战的经验，自己班里准备考公务员的同学也早就谙熟这一招了。“80元钱买个经验试试手，一点都不亏。”

　　“后来在学校举办的经验交流会上，已经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学长学姐们也大方地教给了我们这一个方法。”

　　在11月25日刚刚过去的这次考试，是顾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国考”。杭州海关拥挤的报名人数让他很忐忑。不过他也安慰自己，还有年后的省考、选调生考试与事业编考试，再不济可以跟表姐一样，先考个村官过渡一下。

　　小村官终于熬出头

　　然而，薛琳却认为，当村官的5年，是她最苦闷的时光。毕业那年的6月，在各地不断奔走、考试的过程中，薛琳终于考上了家乡的村官，即便村官并没有编制。

　　当村官的5年里，她几乎没有任何邀约安排，没有参加过一次同学聚会，对偶尔的加班她也会郁闷地抱怨，下班后就是她复习《申论》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时间。其实每一页她都很熟悉了，这两本加起来不到800页的公务员考试复习资料，她周而复始地精读了5年。

　　上网只限于看《新闻1+1》和人民时评，杂志只买《半月谈》，家里的电视仅仅在晚7点新闻时才会打开。每天登录QQ的唯一原因，是要从十几个公考QQ群上下载题目练习。记者了解到，为了方便薛琳做题，薛琳的父母还专门为她购买了一台打印机。

　　记者看到，薛琳的书桌上不仅有各公考培训机构编写的辅导书，更多的是她自己打印的各省份行测真题和中央会议文件。每一套试卷都有用红色与黑色的笔迹做过的痕迹，试卷第一页上薛琳工工整整标注着这套试卷的错误率和估计得分。

　　之所以当了5年的“范进”，除了运气欠佳，可以解释薛琳连续5年“国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竞争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2013年“国考”报名者再次刷新纪录：人数达150万，也是继2009年以来第五次超过百万;出现的年龄最大的考生，35岁，这也是报考年龄的上限;考录比平均约为53：1，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比例则达到空前的9567：1，单个职位竞争达到“万里挑一”。

　　当村官的5年里，薛琳总会像陀螺一样参加“国考”、山东省省考、事业编考试以及各个省份的公务员考试。

　　拉开书桌的抽屉，薛琳取出一个盒子，记者看到里面花花绿绿：一天一夜去甘肃的绿皮车、4个多小时到南京的高铁、3个钟头跑青岛的汽车、1个小时赴淄博的动车……这些都是她近几年来四处赶考的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