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上午9时，务工者自发形成的虎坊桥马路劳务市场里，求职的人摩肩接踵。他们拖着行李、提着桶、带着馒头和干粮，四处张望招工人的身影，一看穿着干净、得体的人走近，赶忙凑上前去将其团团围住：“需要人吗?”

　　和正规人才市场相比，这里的求职者普遍高龄，绝大多数年龄在50岁以上，作为第一代打工者，他们待在城市里的时间并不短，只不过除了“上工”就是“找工”，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城市的风景，就已步入晚年，此刻，他们正寻找一份“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活计。

　　——1——

　　城里农村都没有参加社保

　　李小来：62岁

　　老家：山西省运城市绛县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身高只有一米五的李小来形单影只，他头戴一顶捡来的棒球帽，帽檐压低根本看不清面容，只瞧得见胡子拉碴。

　　他不和其他求职的工友说话，有人来招工时，也不像其他人一样赶忙凑上前去。当记者走近他时，其他找工作的人凑成一团看热闹，告诉记者：“这人是流浪汉。”

　　10多年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李小来一直在山西老家种地、打工，在煤矿做往外拉煤的溜子工，也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只要能干的啥都干”，干了几十年。但由于没“正式”干过，他从没交过社保，因为根本没人管这些。

　　后来听老乡说“北京好”，他就跟着出来挣点钱。说起最近一份工作，李小来隐约记得是在四方桥干保安，去之前签合同说好1500元一个月，但是干了4个半月，公司嫌他年龄太大，换了年轻人，他只拿到了2000元钱。问到是啥时候的事儿，他想不起来是“前年还是再前年”。

　　即便如此，口袋里只剩几元钱的李小来仍然觉得“在北京好混”，没工作时捡个破烂也能吃饭，捡个纸片子、塑料瓶能卖钱，肯定“饿不死”。

　　因家庭贫穷，李小来至今没成家。现在的山西老家中，亲人只有哥哥、嫂子。在外漂泊的这些年，他没有手机，回家是唯一能和亲人取得联系的方式。而“家”也只是哥嫂的家，常年在外“跑惯”的他，早已“四海为家”。

　　没挣到钱，李小来已经3年没回去过年了，他怕家里人说“外头混了几年，啥也没挣下”。

　　说话间，李小来提了提双肩包的肩带，那是他全部的行李，里面装着去医院接水喝的塑料杯和用来泡方便面的茶缸。他上身只穿了两件捡来的棉袄，大棉袄外罩个小棉袄，裸露的脖颈处干裂得纹理分明，尽显“风沙切割”的痕迹。

　　“有钱了买点儿馒头、便宜方便面，没钱了捡着吃。”说到这儿，李小来无奈地笑了，笑得非常苦涩。

　　没工作的这一年多时间，睡北京西客站地下通道的他，常常来虎坊桥“瞎晃”。李小来压根也不知道社保是什么，只是前些年回家时，听侄子说给大队支书买了条好烟，要给自己办个“无儿无女”的“保险”，一年也能领点钱。

　　临近中午，李小来站到马路旁台阶上张望，站高点，好让招工的人能看得见他。

　　【政策】

　　201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15年，我国基本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各省级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基本建成制度名称、政策标准、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四统一”的城乡居保制度。

　　——2——

　　干“特殊工种”却不能提前退休

　　刘军伟(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55岁

　　老家：河北省高碑店市

　　正午，路边的台阶上摆满了务工人员装行李的白色塑料桶和编织袋。55岁的刘军伟坐在一旁，他内穿绿色军装、露出粉红色毛衣领，手捧一份套餐狼吞虎咽，5元钱，3个素菜2两米饭，虽是工地上“吃剩下的饭拿出来卖的”，但和很多务工人员带的馒头、烧饼相比，已是“奢侈”。

　　由于前一天晚上“坐”在医院过夜，刘军伟双眼布满红血丝。这是2016年开始找工的第1天，也是他来京务工的第25年。25年前，他还是工厂里负责维修搅拌罐的职工。

　　坐着说话时，刘军伟腰板挺直，看上去并不像农民工。1981年，部队退伍的他，被分配至河北某部队化工建材总厂工作，特种行业，正式职工。加上所有的“劳保”，刘军伟一个月能有100多元，这收入对于上世纪80年代北方小城的普通工人而言，已相当不错。

　　但好景不长，1992年厂子宣布倒闭，刘军伟和千余名同事随即失业，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日子。为挣生活费，刘军伟来到北京，打散工。

　　起初，他在朝阳区一家安装公司做焊工。“干的时候说上五险一金，一个月1500元”，刘军伟高兴极了，但直到2003年厂子“黄了”，他也没见着社保的影子。

　　回想起来，刘军伟对那份工作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是长期的，不像现在这样，找的都是些临时“顶替”的工作。一旦有年轻人进来，他又得从头再找。

　　终于，2009年，老家早已倒闭的化工厂进行破产“清算”，补齐了“刘军伟们”拖欠了近30年的五险。

　　至此，压在刘军伟心上的“养老”大石总算落地。因为失业后的这些年，他打工挣的钱只能维持自个儿的生活，根本不够养家糊口，家里的两个女儿全靠爱人开小餐馆支应。以前刘军伟住单位房，单位破产后房子收了回去。如今，春节回去他都只敢在妹妹家住，“你又没给闺女尽义务，老了凭什么养你?”

　　2015年10月，一直没活儿的刘军伟早早地回了老家。因为将满55岁的他，已经符合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的退休年纪。他想提前回去打听看是否要办理退休手续。

　　但去了社保局，刘军伟才知道，自己虽属化工厂的“特殊工种”，但工厂压根没给自己办特殊工种的证件，他只能等到60岁才能退休。而期间5年的养老金“企业垮了不管，只能自个儿交”。

　　随后一查，刘军伟吓了一跳，“你知道叫我交多少钱吗?8万多，我哪里有这么多钱。”

　　眼瞅提前退休“没戏”，刘军伟再度踏上打工之路。

　　站了一个上午，刘军伟也没遇着想找的工作，但他很乐观，“叫干什么干什么，凑合找到个清净点儿、维持生活的工作，没什么问题。”

　　——3——

　　流动的农民工社保不能“携带”

　　涂桂香：53岁

　　老家：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

　　刚过午饭时间，六里桥路边零零散散、找工作的男性农民工围坐在地上打牌。53岁的涂桂香身穿灰黑色夹克，提着吃剩下的烧饼，站在旁边看。

　　20多年前，农民工涂桂香刚出来打工时，社保还没“流行起来”。现在，她虽知道啥是社保了，但打工好似“游击战”，有些正规的厂里给缴，但辞工换去另一家，“人家没说社保，也就顾不得问了，听说社保也带不动、带不走、接不上。”

　　在涂桂香看来，乡下人来城里打工没有社保很正常。

　　“你这个月干了，你下个月不干就可以辞工，有保险还牵绊呢!”

　　涂桂香来自江西省永丰县的农村。十四五岁时，因“媒人”强迫婚姻，百家姓中排“小姓”的涂桂香被迫嫁到邻村“大姓”的陈家。在一起10余年，她实在忍受不了丈夫“嫖嫖赌赌、好吃懒做”，便撇下两个孩子，进城打工，赚点钱供孩子读书。

　　和其他务工人员不一样，涂桂香在外的这20多年既没有老乡带，也没有人帮忙、指点，全靠自己“想出去看看世界”闯出来的。

　　刚开始，想着离家近，涂桂香在县城贩菜、贩水果，做得好的话，一天也能赚几十元钱。但听别人说大城市“大得很”，她便只身前往杭州。人生地不熟的她只能边和人挤住廉价旅馆，边找工作。

　　出门在外，涂桂香只敢找“包吃包住”的工作。她进过茶厂摘茶叶、在服装厂剪过线头、扫地，也伺候老人，进工厂做饭，但都是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上缝纫机不光没工资，还要交师傅钱。”

　　从最初到杭州一个月500元钱“管吃管住”，到现在2000元一个月，涂桂香觉得还是大城市好，因为打工时不花钱，攒的钱可以供自己不想干或“失业”时花。

　　如今，她在北京交了个男朋友，俩人在长辛店租了间6平方米的平房，一个月房租250元，谈了有两三年的时间。

　　说起养老，她似乎更加“淡定”：“想这么多干吗，过一天算一天。”但涂桂香并非没有烦恼，如今来马路劳务市场招人的越来越少，“听说”大家都在网上招聘，“我们上网都不会上，怎么找?”

　　但“20多年没种过地”也没有房的她，坚信自己不会回农村，回去她也不知道干什么，还不如在外赚点“零花钱”。

　　【政策】

　　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在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同时，还转移部分单位缴费;参保人员在各地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对农民工一视同仁。

　　2014年2月24日，人社部、财政部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于2014年7月1日起实施。首次明确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之间可以转移衔接，但要在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进行。

　　日前，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介绍，我国目前正进行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总体改革方案还需要向各方面征求意见，按照程序报批，但没有设定推出时间表。经过前期广泛调研和听取意见，以及大量测算，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的基本思路已经形成。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方案涉及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4——

　　病退了但无法按时拿养老金

　　宋万兴：67岁

　　老家：山东省济宁市

　　虎坊桥马路劳务市场中，67岁的宋万兴算是经济条件好的。身穿着黑色仿皮棉袄的他1992年“病退”，本来50岁就可以拿养老金的他，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拿到，不得不坚持打工。

　　宋万兴来自山东济宁。1970年，他投奔哥哥，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由于没文化、没技术，宋万兴便在齐齐哈尔农场里的奶牛场当养奶牛，每月32元钱。他和一名河北来的女工结了婚，生了4个孩子。

　　1987年，“就开了一个会”，宋万兴说，农场就“解体”了。他记得，当时领导告诉大家，以后大家都不用上班了，有亲戚的奔亲戚，有朋友的奔朋友，“自谋生活”。

　　看“形势”不对，积劳成疾的宋万兴立即向场里申请“病退”，并在1990年只身一人跑出来“流浪”。

　　在外奔波，宋万兴一直惦念着能够病退。1992年，单位通知他申请通过，但由于没钱，只能“用种地折钱”。几经折腾，单位的说法也是变来变去。“名义上可以退了”的宋万兴，实际上一分钱也没拿到过，直到2011年，60岁时，他的养老金才“开上钱”，一个月2000元。

　　“四次白干，三次遣送，一次拘留……”宋万兴清楚地记得流浪在外的这些年，他遭遇过的打工心酸。做保安、卖早餐、打小工、洗碗，但凡能想到的城市杂活儿他都干过。

　　4年前，他曾在朝阳区雅宝路的一家早餐店包包子。店主为节省工人开支，让宋万兴既和面，又包又蒸，一个人干俩人的活儿。坚持了将近1个月，他觉得身体有些吃不消，便跟老板提议看能不能减些工作量。谁知，老板不但没同意，还让厨师长动手打他，“把脖子打坏了”。挨打后的他连1个月的工资都没要就跑了，因为没有医保，他只能忍着，疼了三四年才彻底恢复。

　　如今，66岁的他，全家四口人分散各地打工，还不知道哪一天回哪里养老。

　　采访手记

　　亟待填补的短板

　　采访结束时，马路劳务市场的务工人员告诉记者，天一亮就有人“蹲守”在这儿，很多人不知道去哪儿过夜，常常露宿街头，“夏天还好，冬天就难捱了。”

　　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数量已逼近4700万，占比从2010年的12.9%上升至17.1%。而在社会保障方面，高龄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建筑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参保率分别仅有5.4%和3.9%。

　　和热闹的马路劳务市场相比，一街之隔的虎坊桥人才市场冷清多了，只有零星几个人站在橱窗外，盯着张贴的招聘信息看。

　　人才市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两年找工和招工都越来越难，这些农民工，年纪太大也没什么技术，只能干一些保安、保洁、杂工等活儿，而经济转型升级下，稍微对技能有点要求的，都干不了。

　　面对回不去的家乡、跨不进的城市，这些没有社保的高龄务工人员有的虽然在工作岗位上，却徘徊在社会保障大门之外;有的虽已告老还乡，却因为无法连续缴纳社保15年而无法享受养老金。他们不知道自己老了之后，该去哪儿养老，拿什么养老。

　　“高龄农民工”养老困境，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对于正在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打工爷爷”的养老问题，无疑是亟待填补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