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消息，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刊发署名王宁的文章《电视问政为何“热”而不“火”》，文章提到，尽管电视问政“热”逐渐在全国各地逐渐蔓延开来，但尚未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其发展遭遇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未制度化、官员难以适应、效果广受质疑等方面。而其中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从电视节目形态本身寻找，还应看到官本位意识和公民政治冷漠等背后更深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文章称，我国电视问政节目始于2002年郑州电视台的《周末面对面》，之后武汉、兰州、西宁、长沙等地也零零星星创办过这类节目，十余年间，全国并不多见。近两年，电视问政不仅在湖北荆州、宁夏银川、湖北咸宁、浙江温州、河南洛阳等地级市纷纷展开，而且还呈现出向县(市、区)扩散的趋势，如浙江海宁、遂昌，湖北南漳、武穴等地。尽管电视问政“热”逐渐在全国各地逐渐蔓延开来，但尚未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很难被确定为比较“火”的电视节目形态和问政方式。其发展遭遇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论从空间维度还是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还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首先，从空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尽管已在多个地方展开，但空间分布仍然非常“稀疏”。省级电视台特别是省级卫视频道较少涉及，多以地级市为主，目前正呈现出向县级电视台扩展的势头。然而，就全国来说总数并不多，而就某一个省市区来说，就更屈指可数了。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时间大多不固定，问政频率不高。2002年郑州电视台全国首创电视问政，但是在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全国其他城市电视台的电视问政也是寥寥可数，其间，有的城市地方电视问政节目可谓“昙花一现”。而近两年多个城市纷纷开展电视问政，通常也只是为了配合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活动而临时办起来，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

　　第二，政府官员尚难适应这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他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电视问政表面是现场的问，实质上是对政府及其官员日常工作的一种公开检验。个别行政部门和官员由于未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日常工作懒、散、软，不作为甚至是乱作为，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味地遮掩拖延以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样的政府官员很难过电视问政的关。这也就不难理解有的政府官员故意推脱不到场，有的到场了面对公众的质疑，满脸尴尬、如坐针毡、紧锁眉头等。正由于电视问政是一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政府官员短期内较难适应，对于可能遭遇的猛烈“发难”和“质疑”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的积极性，长久下去，推动电视问政蓬勃发展的阻力就会更大。将来什么时候政府官员在电视问政的过程中面对质疑和监督能泰然处之了，那就意味着他经常扎根基层解决问题，意味着他重承诺、抓落实，真正把权力用在为人民服务上了。果真这样，电视问政也就达到了目的。

　　第三，电视问政效果还广受质疑。首先，现阶段公民的参政水平和政见表达能力有待提高。作为问政的主体，现场公民能否切实就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政府官员进行高效率的沟通，是电视问政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这些提问的公民需要极强的代表性和政见表达能力。如今年2月浙江省海宁市电视台曾经播出一期电视问政节目，由于现场问题和答复过于程序化，导致问政不到位，结果就连台下的点评嘉宾海宁市委书记都看不下去了，并亮起了“黄灯”提醒现场要“问得明白、讲得明白”。而当下，像这种情况的电视问政并不仅只在海宁存在。其次，电视问政毕竟只是演播室的几个小时时间，解决的问题也极为有限，然而现实中，关系老百姓各个领域的问题举不胜举，仅仅依赖电视问政所能解决的问题极为有限。因此，电视问政的实际作用又能有多大?是否流于形式，解决问题仅为沧海之一粟?这也是电视问政亟需破解的难题。再次，电视问政后的责任落实与督查机制紧密程度能有多大?我国著名的传播学界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曾经在参加武汉市电视问政担任现场评论员后撰文说：“电视问政期间，场上嘉宾说得最多的就是‘马上就办’、‘明天到现场处理’。这是电视问政的威力，这是上场嘉宾的姿态，自然也是广大市民所欢迎的。”问政之后，官员的承诺能否兑现，公民反映的问题能否及时得到妥善解决，公民质疑声能否得以消除，这不仅是电视问政追求的目标，更是关系到阳光型政府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主旨所在。

　　文章提到，电视问政作为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产生的创新形式，在官民之间开辟了直接对话、问询、建议、监督的新型沟通协商渠道，遵循它的本意和初衷，必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但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电视问政发育并不成熟，遭遇方方面面的发展困境，总体上仍处于“热”而不“火”的阶段。而其中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从电视节目形态本身寻找，还应看到从背后更深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第一，官本位意识沉疴犹重，传统管制型行政观念亟待转变。我国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封建集权的历史，受官本位沉疴影响至深，导致“臣属型”的政治文化长期沉淀并根深蒂固。这也直接造成了我们的政府管理和行政命令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单一运作模式的形成，行政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变成了管理和控制，社会组织和民众完全被看作是管制的对象和客体，政府凌驾于社会、公民之上，从作为受公民之委托并代其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的“仆人”，摇身变成了高高在上、指挥和决定一切的“主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理念往往不能真正落实到实处，自然也就很难过得了公众检验的关。在已有的电视问政中，个别政府官员借故推脱不参与电视问政;有的官员尽管出场了，或者把节目当成本部门甚至个人的政绩报告会，报喜不报忧，或者当成演讲会、报告会，生硬地讲一些提前准备好的材料，或者带上本单位其他相关人员充当现场“帮手”，遇到棘手问题时则退避三舍;有的官员面对公众提问和质疑时难掩紧张、尴尬之态。这些都是日常工作中个别政府官员“官本位”意识浓厚的表现，如此，在传统的管制型行政理念主导下，官与民之间的协商很难自然顺畅地发生，难以贴近群众。

　　第二，公民政治冷漠延绵已久，参与政治民主的渠道选择模糊。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参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参与形式的日趋多样化，我国公民的平等意识、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热情得到极大提高。但同时还应看到，我国仍然存在大量的政治冷漠和参与政治民主的渠道选择模糊现象，如民主选举中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行为、搭便车的功利性政治参与行为，对政府行为听之任之以及维护自身权利时的“病急乱投医”行为等。造成政治冷漠的原因很复杂，有的公民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能力，有的是因为囿于传统官民文化意识的束缚，还没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主体地位，还有的是因为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望而觉得自己难以发挥预期的影响，还有一些公民即使在参与行为中表现出积极性和热情，往往是出于冲动和从众心理，而并非出于自身权利和责任的考虑。现阶段，电视问政尚未发展成为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的节目形态，其中很重要的症结在于受众参与的问题，而受众参与的前提则是这种问政方式的形式和效果的能紧密衔接，以问政的有效性和功效感来防止过度的政治冷漠，从而使电视问政更好地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确保权力运行的公平、公平、公开，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然而，尽管电视问政现场感强、有一定的透明性，但它毕竟是在电子媒介中呈现的，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倘若再任凭问政和施政脱节，听而不闻、问而无果，那么它就很难成为现实世界的一种真实的解决手段，并极大地伤害和削减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其问政的效果自然也将大打折扣，长此以往难以良性发展。这些都是当前电视问政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