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杀妻案庭审现场。这一案件掀起新一轮情感纠纷杀人
“罪轻一等”的争议。图片来源：新华网
 

　　这一话题并非新话题。近几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会随着一起最新案件进入公众视野而被重新提起，争议一段时间后归于沉寂，直到下一个轮回。南京这起案件判决后，在网络上，对死缓判决也是有赞有弹。名为“@箱子鱼”的微博对判决做了善意理解：“我在想，是否法官从母亲已经没了，如果爸爸也没了，这个小娃就瞬间孤儿了的这个角度考量的?”而实名认证的作家“@沙欤”则提出质疑。他认为，凶手“并没有法定从轻情节，却直接把‘婚姻家庭纠纷’当作了从轻的依据。这是个恶例，尽管不是首例。”

　　今天，笔者试着比较全面地梳理其中的法律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从宏观层面对这一话题进行关注，无意也无力对个案判决是否适当作出评判。

　　“罪轻一等”：现实与例外

　　在《“婚姻家庭纠纷”该成为“免死金牌”吗?》一文中，笔者列举了一些近年来媒体报道过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一是案件发生是罪犯丧心病狂的结果，被害人并无过错。比如，北京一中院判决的宋立明案，对被害人先掐脖子再用鼠标线勒最后用刀砍，仅仅因为“感觉女友对他冷淡”;广州市中级法院判决的莫日来案，罪犯携带菜刀从海南赶到广州将前女友砍死，原因仅仅是对方违反“三个月内不能交新男朋友”的约定。第二个共同特点是，罪犯均被判处死缓。

　　2011年7月15日《南方周末》有关李昌奎案件的报道，佐证了杀害亲属可以得到相对轻缓判决的事实：“近年来，各地高院都有一些针对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命案，作出过死缓判决。比如子杀母、夫杀妻、弟弟杀哥哥等等。”

　　在李昌奎案中，被害人之一(另一被害人是其年仅3岁的弟弟)曾和李昌奎谈过恋爱。在二审由一审死刑改判死缓引发质疑之后，二审法院向社会解释改判理由时，也曾将这一关系作为改判的依据：“最高法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来自上述《南方周末》报道)。

　　当然，并非每个杀害亲属的罪犯，都有被从轻发落的“幸运”。包括浙江杀妻科学家徐建平、杀害情妇的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在内，一些因情感纠纷杀人的罪犯被执行死刑。检察官杨涛在一篇文章中，曾引述了北京一个案例：2007年12月，因猜忌妻子有外遇，北京男子吴某勒死妻子后焚尸灭迹。一审法院以“吴某能够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且其家属赔偿了被害人亲属部分经济损失”及本案系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为由，对吴某判处死缓。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对于发生在家庭内部针对亲人的犯罪，仅仅因为是婚姻家庭中引发的案件就从轻处罚，不但与法律精神不符，对被害人也是极大的不公平。北京高院认定抗诉有效，二审改判吴某死刑，并得到最高法院的核准执行(2011年7月22日《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