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2003年，随着非典疫情防控的发展，很多新名词走进公众视野，“公共卫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人们问过，公共卫生是什么?这个词语概念的一些重要涵义推动了非典防控攻坚战。十年已过，“公共卫生”走到哪里?变化多少?公共领域、卫生事业，关系你我健康安危。特别报道《非典，十年回首》今天播出第五篇《公共卫生任重道远》。

　　何剑峰：第一份“非典”报告的撰写者

　　在广州市郊，大型建筑群周边还是农田绿地，2003年非典之后，地方政府拨款5亿在这里建立了广东省疾控中心新大楼。

　　何剑峰是这里的首席专家，作为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他与“非典”早有交集，他是“非典”第一份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撰写者。报告的原稿，何剑峰就放在办公室，他边读边讲关键性字句。

　　何剑锋：有一定传染性，有人传人现象，可能通过接触或者是远距离空气传播的倾向，目前没有有效的可靠的治疗，病原体方面搞不清楚……

　　2003年1月18号，何剑峰被派去中山市，四人一组做流行病学调查，当时只知道可能是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正要爆发。防护措施简单，却要和病人面对面，除此之外，还得一一追溯发病前病人的具体行踪。

　　何剑峰：什么时候到哪里，吃过什么东西，跟谁接触过。关键是我要调查几个源头病例，我发现两个源头病例都是厨师，调查这个人从哪里来的，有没有些野生动物什么的，因为他们都已经是躺在那里插着管了。

　　何剑峰连夜形成报告上报广东省卫生厅，没有红章没有严整格式，但报告被领导亲笔批示。

　　何剑峰：真正见文字的报告，比如说，非典考虑病毒可能性大，在我的第一份报告里完整展示出来了，基本上考虑人传人，当然，写得比较谨慎，“有限”人传人。

　　报告建议病人就地治疗，但何剑峰说，因为当时人们对公共卫生没有太明确的概念和意识，转院成了当时的非典病人几乎一致的诉求。这就意味着疾病的传播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何剑峰说，最该做的事，居然做不到。

　　何剑峰：所以我们确实也都非常地无奈，法律滞后，就在中山的时候，我最恼火的是转院。我知道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至少病人我知道他有问题，我管理他，就地隔离治疗!这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居然做不到!

　　曾光：他们为什么听我的

　　同是2003年早春，在北京，曾光正在指导他的学生做流行病学调查，那时疾病还没有被命名为“非典”。作为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一线调查的重要一站就是非典疫情较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曾光：实际上我们到人民医院的话我是带着思想去的，现在我那些学员有时候都猜不透我，曾老师你现在怎么搞调查?这么严重的情况，你不可能挨着个给人发调查表吧，生死关头啊那是，非常惨烈啊里头。很多医务人员带着病在坚持工作，我们进去以后主要第一个是给他们精神鼓舞。第一次调查组进病房，他们会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我要的就是这个，我要的就是人民医院感染的真实情况、严重程度。我就在考虑这个医院关不关，不关能不能坚持下去。

　　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曾光有几件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一是建议关闭北大人民医院并得以实施，一是作为公共卫生专家到中南海讲非典防控。让高层采纳自己的意见，曾光这样解释“他们为什么听我的”。

　　曾光：他们为什么听我的，可以这么说吧，是不谋而合。第一是他们特别需要公共卫生专家，他们也在探索，到底面对的事怎么办，为什么流行这么大，控制不了，他们非常想请教专家，但是请教谁?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让他们认识的人。

　　“非典”带来公共卫生事业重大转折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之初，公共卫生专家，甚至流行病学调查者有自己的无奈和判断，十年过去，感受依然真切。十年之后，公共卫生事业改变了什么?还有多少可期?

　　2003年抗击非典，有人说这是公共卫生事业迈步一跃。在中国疾控中心，曾光把2003年4月看做一个转折点。

　　曾光：最大的进步是在SARS中度过的，SARS的前半截和后半截就不一样，如果说时间点的话是四月二十号，零三年四月二十号是个转折点。

　　转折之后，公共卫生改变了什么?除了“信息透明”，曾光更看重的还有更多。

　　曾光：不仅仅是透明的问题，有很多比透明化更深刻的问题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公共卫生公有制的问题，我觉得在SARS之后这个在扭转，公开、公平上也开始有所进步，比如说城乡两元化享受的公共服务一样吗?不一样，城市流转人口的话跟城市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务不一样吗?

　　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操作上，在广东省疾控中心工作的何剑峰感受得很具体，比如对传染病防控来说至关重要的流行病学调查。

　　何剑峰：以前的话，这方面就是靠师傅来带。第二，不规范，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现在经过培训之后有一套完整的规范，有一种这样的思路，有一个流程，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在技术方面，应该说跟国际的距离不会差很远，甚至基本上是同步的。

　　而公共卫生突发状况的报告，也有新的制度规范。

　　何剑峰：这个应该叫横向到底纵向到边，所谓纵向到底，就是中央到地方，到下面的乡镇，比如说，我是某个乡镇的医生，我只要发现有传染病，我一报告，就往上面报了。横向到边，就是这个系统，不但只是覆盖卫生部门的，还有很多突发公共事件都会搭进来，包括所有的医院，各行各业的医院。

　　公共卫生事业之路还很长

　　十年回首，何剑峰说起2003年做非典流行病学调查的很多细节，他说此时回想就像昨天。

　　何剑峰：所以非典应该是我们整个工作经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时间，十年后再回想，就像昨天一样，什么时候干什么，就像过电影一样。

　　他认定“非典”给公共卫生事业带来了收获。

　　何剑峰：非典之后给我们带来最大的财富，至少，尊重科学，相信科学，是一个法宝，第二，我们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广泛参与公共卫生事件。

　　公共卫生事业获得进步，如果再来大规模传染病，我们抗不抗得住?曾光打了个比方，就像森林起火，大面积过火应该不会。

　　曾光：像森林着火似的，当时那种条件一着一大片，现在我们的监视哨都干嘛，你着一棵树我们就给你灭了，顶多是着几棵树，再了不得了着个几十棵树，那是最严重的，我看几十棵树的可能性都不大。

　　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而言，十年前的非典是场“大考”，在公共卫生从业者看来，路还长。

　　曾光：中国不是公共卫生大国，SARS只是从上到下上了一堂公共卫生课，一堂课就算再精彩影响再深，一堂课而已，一堂课就能毕业吗?但SARS以后确实很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离及格还有距离。我觉的一堂课毕不了业，还得上多长的实验课，我不知道。

　　有人把2003年的“非典”防控看做“公共卫生”事业重要里程碑。一晃十年，公共卫生事业也经历诸多发展、变化。这个春天，H7N9禽流感疫情突如其来，疫情防控、疾病诊治，公共卫生事业再迎大考，各方合力，用时间和实践交上答卷，公共卫生，路还很长。(刘黎 王娴 郑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