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在说话:或许早就该变了，编者不变，读者早变了。

　　@上海陈子善:其实《读书》从创刊至今，已变过几次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所以这次如又要变，怎么变，会变成怎样，目前下结论未免为时过早，且拭目以待。

　　@如是槛内人：花无百日红，盛衰是自然事。但私心里还是希望《读书》好好办下去，在这个越来越浮躁的年代，有本好杂志不容易。

　　@幸运的出版狂客：未必是坏事，杂志社人事变动很正常。郑勇编了很多好书，底子不错。

　　■ 读书人谈《读书》

　　2007年汪晖离职后，《读书》杂志的定位和调整，也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新京报采访了执行主编王焱与书评人黄集伟，他们直言了近几年对读书杂志状态的看法。

　　王焱：离理想情况还是有一些距离

　　2007年至今，《读书》杂志明显的多元化。但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仍有很大不同，作者的队伍主要是年轻人，表述上也差了一些。另外就是有些文章太长了，有的稿子有12个页码，我觉得，最长8个页码就可以了。文章太长，杂志就有些单调。另外还有一个悖论，《读书》被列入了CSSCI，在上面发表文章，被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视为学术成果。但是，《读书》是一个思想文化刊物，和学术成果和学术论文不是一回事。

　　应该说，这几年，我们在文章的可读性上做了一些努力，但是，离理想的情况还是有一些距离。在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努力，又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评论还要到位，同时引导阅读，这些实现得不太够。现在应该摸索出一种新文体，清新、生动，适合时代语境，这需要作者和编者长时间的努力。但是，杂志又不能完全学网络语言。《读书》杂志的生命就在思想性，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能变。

　　黄集伟：面临传播媒介的巨大改变

　　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订阅《读书》杂志。我最喜欢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杂志，汪晖时代的《读书》，学术性很强，2007年至今的《读书》杂志，活跃度仍然比不上沈昌文时代。

　　我觉得，这些年的《读书》杂志，面临的是传播媒介的巨大改变。打个比方，你以前看一场球，至少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到球评专家怎么说，得到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和共享。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你用手机和IPAD，马上就能获取。在思想文化领域，你关心某一个问题，没有必要一定要等两个月杂志出来，网上的言论和讯息的丰富程度，也不是杂志所能比拟的。

　　这也意味着，《读书》杂志在我阅读上的地位已经下降。站在读者的角度，我不关心人事的变化，只希望杂志能多一些好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