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首宗涉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8月31日在东莞开庭。记者30日获悉，包括进行肾脏摘除和移植手术的主刀大夫、肾源中介、病人中介在内的8名嫌疑人将逐一过堂。目前，已有3名受害人来到东莞，向8名涉案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今年2月24日，重庆籍男子舒某在东莞麻涌医院谎称自己睡梦中被“偷肾”，掀起轩然大波。东莞警方4日后破案，证实是他自己将肾卖掉，得款两万元。警方在广州、佛山等地相继抓获8名涉嫌组织卖肾的团伙成员，从而揭开珠三角地下人体器官交易链条的一角——他们通过网络中介联络卖肾者——中介供养排队卖肾——患者中介配型配对——主刀医生非法实施肾脏摘除和移植手术。

　　莞警破获广佛地下卖肾团伙

　　今年2月23日晚，重庆籍男子舒某捂着自己的腹部，来到东莞市麻涌镇人民医院就医。医生检查发现其左腹部异常，舒某起初谎称自己在求职过程中，晚上住旅馆时失去知觉一段时间，醒来后发现身边多了2万元现金，一侧肾脏被人摘除。

　　医院立即报警。东莞警方很快证实舒某的肾脏是被他自己卖掉了，售价2万元。

　　2月25—28日，东莞警方先后抓获了介绍舒某卖肾的中介“强子”、肾病患者中介、主刀大夫和麻醉师等多名团伙成员。

　　东莞警方证实，这个团伙以广州某大型医院的医生周某为主刀大夫，在佛山顺德等地租用民房作为手术室，在珠三角地区从事组织地下肾脏交易。

　　专门中介组织“货源”卖肾

　　就在舒某没有向公众说明卖肾缘由之前，2月26日，两名自称排队卖肾者阿健和阿强联系南方都市报，表明他们曾经和舒某一起排队卖肾。随后南都记者找到另一名已经摘除左肾的排队卖肾者阿进，详细了解了他以2万元价格卖肾的经历。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50万的人需要器官移植，但是每年仅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器官缺乏是主要原因。而3名排队卖肾者介绍，即便在这种肾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由于不同血型以及肾脏配型等技术原因，通过网上联络的卖肾者通常都要排队等待配型成功的主顾。

　　“经过卖肾中介介绍，去年11月7日我从杭州乘坐火车到达漳州，身上只剩下1.1元。”卖肾者阿进称，那时，他居住的一个供体窝点已有20多个排队等待卖肾的人。至2012年2月14日，因为一直没有配型成功，阿进被漳州的卖肾中介介绍到广州的卖肾中介“强子”处。而在“强子”的安排下，2月23日晚，在佛山顺德一处民居内，阿进在麻醉状态下被人做了左肾摘除手术。

　　每个肾收受体22万—27万元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约100万名患者需要肾移植。2011年，国内合法进行肾移植手术还不足4000例。国内器官移植系统不健全，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的兴起，在全国非法器官交易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但在这个地下网络中，卖肾者获利往往只是患者花费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

　　4月11日，东莞市第一市区检察院通报，经查明，从2011年5月许开始至2012年2月23日，经犯罪嫌疑人陈某高或叶某龙介绍肾患者，犯罪嫌疑人孙某或赵某强介绍卖肾者，犯罪嫌疑人张某荣充当肾患者中介、卖肾者中介双方联系人，犯罪嫌疑人周某章、张某鑫、陈某琴、龙某燕、高某、赖某湛、钟某(后三人交替参与手术)在佛山、广州等地，先后多次进行非法肾移植手术。每例手术收取受体22万至27万不等的费用，其中2万元支付给供体，2万至5万作为陈某高或叶某龙的介绍费，其余由主刀医生周某章等人分成。

　　据了解，舒某的肾脏移植到患者黄某体内，黄某支付手术费23万元，舒某只得2万元，其余21万元都在各个环节瓜分。

　　据悉，警方曾先后联系到包括阿进在内的4名摘除肾脏受害人做了相关检查和笔录。接到法院《告知书》，听说查缴到一些赃款，可以给受害人赔偿，至8月30日，已有3名受害人到法院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对话

　　卖肾者阿进：

　　手术、回家路上都被蒙着眼睛

　　“我就是怕家人和朋友知道我卖肾，你们千万不能说出我的名字和工作经历。”阿进2月23日做了肾脏摘除手术，经过反复劝说、保证、犹豫、迟疑，3月3日下午，在顺德北滘镇一饭馆包间内，他接受了南都记者的采访。

　　阿进今年32岁，3月3日见面时，他脸色苍白，左腹部的伤口还没有长好，走路时佝偻着身子，小心翼翼。8月29日再次见面，阿进脸色已经正常，行动自然，他自称在佛山找了一份工作。8月29日东莞人民医院体检报告显示，阿进右肾已经代偿性增大。

　　蒙着眼睛去做手术

　　南都记者(以下简称南都)：在做肾脏摘除手术前，做了哪些检查和准备?

　　阿进：从2月14日来到东莞，我们几个就跟着“强子”到道滘医院，做了乙肝两对半、艾滋初筛、淋病、梅毒、丙肝、血液常规分析、胸透等项目，每人费用323元，都由“强子”负责交费。2月16日，“强子”带人开一辆粤A私家车来，采了几个人的血，做血溶配型。

　　23日下午1点多，我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跟随“强子”坐公交车到了麻涌，找了一家旅馆，洗澡、剃阴毛、签协议。我没有看其他条款，只看了钱数是2万元，然后在2页纸的协议上签了字，按了手印。

　　南都：你还记得在哪里做的手术吗?

　　阿进：不知道在哪里做的手术，因为路上一直蒙着眼睛。只记得那天下午四五点的样子，“强子”叫我下楼，一辆小轿车过来，一名女子坐在副驾驶位上。我坐后排，女子递给我一个白色的鸭舌帽，一个黑色的全塑料墨镜，“戴上以后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蒙着眼睛，坐在车上，感觉开了20分钟的样子，上了高速，至少过了两个收费站(听到提醒收费的电脑声音)。大约又过几十分钟，车停了。前面那个女的说：“现在还不能摘墨镜”。有人牵着我，进入一栋房屋一楼的一个房间，然后才让摘下墨镜和旅游帽。

　　麻醉中醒来左肾已摘

　　南都：做手术的地方像医院吗?

　　阿进：完全不像!摘掉墨镜后，我感觉就是在一栋居民楼。在那里休息一会儿，天黑以后，一名东北口音的青年男子进来，让我换了一套睡衣，戴上鸭舌帽和墨镜，牵着他的手，来到另一个房间，然后让我脱掉睡衣，躺在一张狭长的床上。随后有人进来，给我的手臂上安装一个植入性针头，先用注射器推了一管药物，然后开始输液，慢慢地，我就睡着了。

　　南都：手术过程你自己知道吗?

　　阿进：不知道啊。等我醒来时，已是深夜了，我被人从手术台上抬到开始换衣服的房间。我躺在床上，只感觉呼吸不畅，一深吸气，肚子上的刀口就很痛，只能半呼吸。

　　手术第二天，我一直躺在那个房间的床上，输了两次液，每次都输好几瓶药。因为伤口疼痛，睡不好，刚睡着，动一下，就会痛醒。

　　没人的时候，我偷偷掀开肚子上的纱布看，在肚脐眼的左侧，有一条竖着的刀口，长约12厘米，我知道我左肾已经被人摘走了。

　　卖肾2万元养伤花了大半

　　南都：你在他们那里养伤多久?

　　阿进：不到两天。我记得应是25日，东北口音小伙子拿了2万元现金给我。然后上了那一男一女开的小轿车，还是戴着鸭舌帽和墨镜，开了20分钟不到，把我送到碧江轻轨站附近一个小旅馆里。

　　南都：那时伤口怎么样?

　　阿进：根本没有长好，上车、下车都要人搀扶着才行，必须弯着腰，慢慢走，一咳嗽，或者车一颠簸，我都感觉到伤口很痛。

　　他们给了我7盒阿莫西林和7盒头孢类抗生素，两粒止痛药，还有一瓶消毒药水和棉签，然后就走了。不敢去医院换纱布，我在药店买了纱布，自己消毒，自己换纱布。

　　南都：这次来东莞是做什么?

　　阿进：说实话，卖肾的2万元除了有9000元还了信用卡欠款，剩下的在养伤期间已经基本花完了。现在我在佛山找了份工作，前几天，我收到一份法院《告知书》，说抓这个团伙的时候，查缴到一些赃款，我可以要求赔偿，所以现在就过来写刑事附带民事诉状。

　　买肾要花20多万 卖肾只得2万

　　每例手术收取受体22万—27万元，其中2万元支付给供体，2万—5万作为介绍费，其余由主刀医生等人分成。(文中卖肾者均为化名)

　　都是谁在卖肾?

　　卖肾者称好吃懒做者、曾有过好日子者才会想到卖肾解急

　　到底哪些人在卖肾，为什么要卖肾?在阿进、阿健和阿强他们看来，排队卖肾的人，普遍好吃懒做，尤其是曾经有过好日子的人，更无法接受手头没钱的困境，才会想到卖肾解决一时困难。不过，阿进他们强调：“这些卖肾者起码都不是坏人，尽管缺钱，也拼命想搞钱，但宁可伤害自己，也不想去伤害别人。”

　　西装笔挺系着LV腰带

　　与想象中不同，无论阿健、阿强和阿进，还是他们曾经见过的排队卖肾者，“都不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南都记者眼中的阿强和阿进，都是一身西装革履的打扮，而阿健不仅身穿合体的夹克衫、牛仔裤，而且腰间还系着一条LV腰带，“这可是真货，跟我老婆在香港买的”。

　　阿进曾是一家大型广告传媒杭州分公司的运营主管，自述因与女友发生纠纷，随后造成两张信用卡过度消费，透支额达到2万元。南都记者电话采访的两家银行证实，“完全符合客户申办信用卡的条件，也完全有能力支付一定的信用卡透支额度。”

　　阿健自述，2010年他曾在东莞洪梅一家大型家居企业应聘中层管理人员，试用期年薪都有35万元左右，半年的试用期后，阿健被辞退，“在东莞我存了几万块钱，后来到深圳打工一段时间，我就在坪山镇买了一套4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首付11万多。”

　　阿强自述，退伍后曾在连云港跟朋友做水晶生意，“刚开始的时候，向亲戚朋友借了3万块钱，搞批发生意，结果还不错，赚了不少，欠账也都还清了。”后来，跟合伙人想扩大生意规模，又借了亲戚朋友将近8万元，结果却卖不出去了，“压了一堆货”。

　　全都遇到眼前困境

　　在阿健和阿进看来，尽管排队卖肾者之前的工作和生活差别很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遭遇了眼前的现实困境：有的要还银行贷款，有的要还信用卡透支款，有的要还赌债，有的急着筹钱给女友打胎，甚至有的想买iPhone手机……都急需用钱。

　　阿进曾是经济尚可的中层管理人员，“没想到因为家庭的原因，过度消费，两张信用卡透支两万多元。”被催款公司电话催款逼急了，于是想到卖肾救急。阿进说，他决定到漳州卖肾时，身上只有100多元钱，而火车票就要126元，阿进“咬着牙向朋友借了点钱”，买火车票从杭州来到漳州，开始排队卖肾。到了漳州城乡接合部的一间出租屋内，找到卖肾中介时，身上只剩下1.1元钱。

　　阿健说，在深圳买房后，对他来说，每个月要交的1125元房贷，是他面临的最大经济压力。虽然他断断续续也一直在打工，每月也有2000多元收入，老婆工资不高，收入也算稳定，但深圳生活成本较高，再加上房贷，始终让他感觉经济压力巨大。“正好又碰到春节，老婆回老家带走了家里仅剩的1000多元现金，到了正月那几天，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而阿强则是第二次向亲朋好友借款后，到了去年年底，一位亲戚的2万元借款到期，“眼看着还钱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也是逼急了，不想在亲友面前丢人，与卖肾中介联系上以后，买了一张火车票就去了成都。”

　　“宁可伤害自己”

　　“即便面临经济困境，但是不能向亲朋好友借钱渡过难关，只有卖肾这一个办法吗?”面对南都记者的这个问题，阿健说：“我从小是妈妈一个人带大的，我离开家时就跟我妈妈说了，我赚不到钱，不会回家见她。”对于求助其他亲戚朋友，阿健的看法是：你一次两次问亲戚朋友借千儿八百的，没问题，但问题是我现在每个月都要交房贷，总不能老找人借钱呐。

　　阿强是原本就向亲朋好友借了不少钱，因为眼看着一位亲戚的2万元借款到期，再加上听说卖肾对身体没有多大影响，于是才决定到成都卖肾。

　　而阿进则说，“求人不如求己，亲友不能提钱”，“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再说亲戚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

　　在阿健、阿强看来，排队卖肾的人，大多好吃懒做，尤其是曾经有过好日子的人，更无法接受手头没钱的困境，才会想到卖肾解决一时困难。但阿健他们强调：“这些卖肾者起码都不是坏人，尽管缺钱，也拼命想搞钱，但也是宁可伤害自己，也不想去伤害别人。”

　　网上联络中介卖肾

　　据阿进、阿健和阿强介绍，虽然3人以前互不相识，卖肾经历也不尽相同，但都是通过网络联系到全国不同区域卖肾中介，然后在不同区域中介之间流转，辗转来到东莞聚到了一起。

　　南都记者以“卖肾”为关键词，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出来750万条相关结果;在谷歌搜索引擎上可以搜索出1550万条相关结果。这些搜索结果中，除了大部分为相关报道外，有不少都是各地收肾网站信息。比如西安肝肾信息网(西安卖肾)、唐山肝肾信息网(唐山卖肾)、厦门高价购肾、沈阳肝肾信息网(沈阳卖肾)、兰州高价购肾、苏州高价购肾……无一例外，这些公开高价购肾的网站，除了宣称单肾对身体健康和寿命没有什么影响外，还煞有介事地设置“国家规定”等项目，甚至直接留下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

　　接受南都记者采访的阿进在杭州通过中介，联系到漳州的中介“老虎”，再被介绍到广州的卖肾中介“强子”;阿健是在深圳联系到江西的中介“蔡哥”，然后被介绍到广州的卖肾中介“强子”;阿强则是在连云港通过卖肾中介，联系到成都的卖肾中介，再被介绍到广州的卖肾中介“强子”。

　　他们的亲身经历表明，这些各地中介互通信息，有能力高效安排不同供体在各地之间“流转”，甚至可以共享供体肾脏配型的基本信息，去谋取中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