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上，冯骥才呼吁刹住奢靡之风体现节日精神和真正内涵。

　　奢靡之风交叉感染，奢靡之风的根源是什么?昨日，新京报记者对冯骥才先生进行了专访。

　　“我们的节日内涵被偷换了”

　　新京报：双节临近，每年这时都是送礼的季节。这是我们节日本来的样子吗?

　　冯骥才：说到节日，我们有国家和传统两种节日。国家的节日是法定的，传统的节日是慢慢形成的，是一代一代人的文化创造。

　　人们在这些节日里表达对大自然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愿望，决不只是吃喝和送礼。

　　比如春节，要除旧迎新。在新的一年来临时，人民要把内心对未来的向往，对人间团圆、和谐与幸福，对生活各式各样的渴求，都放在年里，并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优美的民俗和民间文化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说，节日的本质更是一种精神、文化情感的生活。而现在，我们节日的内涵被偷换了。

　　新京报：近年来出现很多天价月饼或者天价礼品，现在送礼风气是不是越来越重?

　　冯骥才：现在送礼会夹杂一些利益的诉求，商家利用这种关系，制造出很多天价礼品。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很多天价礼品是由公款购买，每到节日就出现用公款送礼，这就牵涉到廉政问题。你想想官员收到礼物就会记得，礼尚往来。这样，可能导致利益交换，导致官员腐败。

　　我说过一句话：节日里百姓可以热热闹闹，但政府和官员必须保证清廉。

　　奢靡之风，官民交叉感染

　　新京报：这种奢靡之风似乎很有传染性，“官风”与“民风”是什么关系?

　　冯骥才：岐山书记提出，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风是关键，社风民风是风向标。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

　　岐山同志说得很清楚，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确实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是交叉感染的。百姓一看官员为自己谋利益，为什么我不行，于是就上行下效。回过头来，民风和社风又影响着官风政风。

　　这样一个美好节日，近些年被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糟蹋了，变了味儿。从我做文化工作来讲，我觉得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与糟蹋。

　　新京报：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风气?

　　冯骥才：反对奢靡之风，必须反省我们的价值观，因为这种坏风气还是从扭曲的价值观中来的。前年全国政协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我：“什么是国家价值观?”我说：“国家的价值观不能由我说，应该由国家来说。我只知道什么是不能写进国家价值观里的，这个字就是‘钱’字。”

　　钱是我们的需求，但不是我们的追求，而价值观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终极的追求。当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甚嚣尘上，坏的风气就一定会起来，从政风官风到民风世风，甚至带来整个社会文明的下降。我觉得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官员的价值观。当一个美好、纯朴、情感的节日正在渐渐演化为奢靡、庸俗、单一物化的节日，如果不加制止，它还会激发了人们潜在的一种仇富心理，把贫富差异的矛盾外化。

　　刹住奢靡之风不是一朝一夕

　　新京报：整治“四风”，在双节之前更是专门提出。

　　冯骥才：党和政府抓四风，从节日入手是找准了日子。因为这个时候是问题最突出的时候。两节将临，刹奢靡之风，扬清抑浊。老百姓对“四风”深恶痛绝，老百姓和党中央的想法和情感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的做法完全做到了老百姓的希望里。

　　新京报：岐山书记也提到不良作风积习甚深，改起来并不容易。你觉得这种改变应该如何入手?

　　冯骥才：确实如此，改变不良作风必须要这种严厉的政令。但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制度建设的过程。要看到老百姓心里边的想法。中国人有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现在是“党在做，老百姓在看”，想法、办法再好，但是到了地方，它是会被“变通”的。现在，各地都在雷厉风行地改变作风，但是主动地改还是被动地改?会不会是把一种形式主义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主义，从一种极端变成另外一种极端?

　　如果价值观问题还在，观念没改，作风一时改了，仍有“回潮”的可能甚至必然。对禁绝“四风”心怀期望，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失望，这需要勒住绳索不放松，还需要制度上严格切实的规范，需要体制上得力的保证，还需要真正的、有效的、长期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