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国务院决定今年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5月7日10点，经济之声评论：打通公平有序落户的政策通道，值得期待。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确定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改革力度。其中指出，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人的城镇化，研究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

　　户籍改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难点。眼下，户籍改革已经从居住证制度入手。今年4月，北京市确定今年启动实施居住证制度。上海在去年底就面向公众征询意见，准备对居住证进行“积分制”管理，《居住证》A证和C证持有者在社会保险、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各方面的待遇完全相同，享受和上海本地户籍居民的同等待遇。除此之外，南京即将建立居住证与户籍准入对接制度，太原将从7月起实施居住证制度。总的来说，已经有很多城市在探索居住证管理办法。

　　从暂住证到居住证，变化的核心在于，原来覆盖户籍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今后将向常住人口覆盖，这一点非常值得期待。而居住证如何转成户籍，可能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国务院提出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接下来可能会采用什么样的思路?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评论此话题。

　　“分类”改革户籍制度针对城市不同发展程度

　　我们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关键在于户籍改革，户籍改革关系到无数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受到广泛关注。几个城市已经开始或即将采取居住证的管理办法，但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办法都不一样，为什么各地相继推出的居住证制度方案有所不同?

　　易鹏：这是中国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决定。北京、上海拥有太多资源，人口密度非常大，城市压力也比较大，但中国有些城市现在人口数量相对少一点，发展状态没有那么好，人们进入这个城市的愿望没有那么强，所以城市发展阶段不同使相应政策，尤其是进入门槛不同。北京和上海对户籍居住证的政策管理最严格。

　　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要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分类”这个词格外的明显，这两个字应该怎么理解?

　　易鹏：现在中国有658个城市，城市等级不一样，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实际上，中小城市基本上户口放开了，地级以下的城市落户没有太多障碍，有固定住所和工作基本就可以落户了。而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目前城市病比较严重，城市的承担能力也越来越接近极限，同时本地户籍制度对未来制度的反弹利益非常强，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的城市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进入户籍制度改革肯定不太适合，毕竟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采用分类的方式，中小城市力度大一点、快一点，特大城市可能要慎重一点，整个方式的回旋空间要更大一点，从而实现相对协调的改革局面。

　　居住证进入户籍要设立标准

　　居住证如何转变为户籍，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开展这项工作可能会采用什么样的思路?

　　易鹏：首先要设立标准。北京和上海居住证都有标准，比如有固定住所、有工作，有职称要求，学历要求，居住证持有多长时间。比如，以前上海是必须拥有居住证七年以后才能考虑进入户籍，但重点要求，如保险或纳税都会考虑。所以上海和北京都有打分制度，上海有A证、C证这种打分制度，逐渐让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解决户口。当然，上海从2002年开始实行居住证，到现在符合居住证的有27万人，从2002年到2009年，7年解决3000人的户口，所以居住证不能期望值太高，上海现在非户籍人口有一千万人，27万或3000人，还是比较小的规模。从这个角度讲，可能要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财力不足制约户籍改革 资金挑战可多方面解决

　　户籍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改革之所以很敏感，就是因为这一纸居住证负载着教育、医疗、就业等各种公共福利，要想享受到这些公共服务，需要地方财政大力支持。所以不少人担心，如果地方财力底气不足，是不是意味着推行居住证制度面临着不小的难度?

　　易鹏：户籍背后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需要资金支撑，在这种情况下，一次解决所有人的户籍，对所有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愿望很美好但客观的挑战就是资金的大量投入。

　　目前，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标准。总体来说，城里有2.6亿农民工，还有1000万人左右进城，未来中国城镇化达到70%的话，还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来解决。

　　资金方面有挑战不表示不能解决。第一，用时间换空间。可以把资金需求放到未来20年、30年的范围内解决，这样数字就会大幅度减少。

　　第二，资金的筹集需要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几方共同出资，不能把负担全交给地方政府。

　　第三，为了解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资金问题，适当的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改革财税体制。比如，地方政府控制造新城，控制土地收入的来源;再比如，地方政府能否从房产税或其他税中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来源，能否用这笔钱帮助解决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