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集镇隶属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位于郑州市区东部，下辖31个行政村。

　　由于临近建设中的郑东新区，刘集镇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城镇化的浪潮中。未来，镇里的大部分土地将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然而，今日的刘集镇还保留着中国农村的典型形态。在当地，农业生产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相当的比重。

　　崔庄村是刘集镇下辖行政村之一，村民大多姓闫。虽然仍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但每户“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已是常态。

　　村民的通常做法是，先把二胎生下来，再交罚款(社会抚养费)，即可落户。在当地，社会抚养费的金额无固定标准，一般第二胎为1万元左右，三胎更高。

　　对于村民而言，生育两个孩子，实为现实选择。而执着于生育男孩，更有经济考量。在农村社会中，无论从事农业还是进城打工，男性的经济能力仍远高于女性;另一方面，农村低水平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使“养儿防老”仍是大多数村民的选择。

　　从刘集案例可以看出，虽然通过行政手段对农民生育直接干预的力度已在弱化，但是却没有致使生育意愿产生大幅反弹。一位郑州当地的人口学者认为，随着河南人口控制政策的放松和基层实际约束力的下降，河南农村的实际生育率与生育意愿已十分接近。

　　在刘集镇，当地农民大多种植大蒜和玉米。由于务农收入微薄，各村的男人都选择进城务工，每年只有2个-3个月留在村中照看田地。

　　近些年，郑州、开封等地大规模城市建设，带动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刘集镇的很多人并没有像河南南部的农村人口一样，远赴外省打工，更多选择了周边地区，主要从事建筑行业等重体力劳动。

　　根据河南省人社厅公布的数据，至2012年，河南拥有农村剩余劳动力3200万人，有2570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其中省内转移1451万人，省外输出1119万人。农民进城打工的原因，主要是农业收入充其量只能满足温饱，其收入“主要靠打工”。

　　在郑州，村民每辛苦劳作一天，大约能获得100元左右的报酬。而女性村民通常在“家门口打工”，“每天工资20元-30元”。

　　时常变动的工作使村民难以获得稳定的收入，同时也无“五险一金”等保障，对他们来说，一旦因年老而失去经济来源，依然需要家庭，尤其是下一代的支援。

　　根据“六普”数据，在河南乡村60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不足2.5%的人依靠养老金(离退休金)生活，有近一半的人仍需通过劳动获取收入生活。以崔庄村为例，村里的老人如果只依靠每月从新农保领取的约70元基本养老金，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活。

　　此外，新农合虽然已完成基本覆盖，报销比例也在提高，但对于农民疾病的保障仍然有限。“一有病，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一位崔庄村村民说。在这位村民看来，“医疗和养老(保障)解决不了，计划生育就做不到。”

　　据记者了解，缺乏医疗和养老的社会保障，是农村家庭倾向于多生孩子的主要原因。此外，农村中男性在经济上居于优势地位，女儿外嫁，户籍随夫，宅基地由儿子继承等因素也使得“靠儿子养老送终”成了更现实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定情况下，农村的现行土地制度也会刺激村民多生育。比如，有拆迁预期的村庄，会因为拆迁补偿是按人头计算而多生育孩子。在崔庄村，村民在缴纳社会抚养费后，新生儿也会获得相应的责任田，约为人均1亩左右。

　　尽管尚未打破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养儿防老”的想法仍然存在。但是，大多数农民并不认为生得越多越好。

　　农村劳动力虽然大量流向城市，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也难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农民工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客观上压低了其生育率。

　　在经济成本和“养儿防老”的平衡之间，农民普遍选择“只生两个”。

　　由于既是人口大省也是农业大省，河南省曾经实行严厉的计生政策。在GDP总量方面，河南至少从1996年开始，就在全国处于第五或第六的位置。2010年，河南省GDP仅次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位列全国第五位。

　　但由于人口数量庞大，在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上，河南的排名就大大下降，一般在15位-16位，属于中等水平甚至偏下水平。

　　人均经济数据的相对靠后，造成河南省长期不愿意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据当地人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河南曾推行“铁筛子”行动，为确保当年的人口指标，实行“有证无证，一律打净”的政策。崔庄村村民闫起(化名)1992年结婚，其妻次年怀孕，虽持有“准生证”，但依然被强制引产。

　　这种情况持续到2001年底《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和次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颁行，两部法律法规使运用行政强制手段控制人口的力度有所减弱。征收社会抚养费成为控制生育的主要手段。当刚性的行政控制转换为经济控制之后，农村被压制已久的生育意愿得以释放。

　　进入新世纪(10.16,-0.10,-0.97%)以后，当地的生育环境日益宽松，怀孕和生产阶段“一般没人管”，乡镇计生办坐等村民来缴纳社会抚养费，而村民为了给新生儿上户口，通常都会主动去计生办办手续。

　　但是，逐渐放松的生育管制，并没有导致村民“越生越多”，人们的生育意愿渐趋平稳。

　　实际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教育程度提高带来的成本、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养育成本、生育观念改变等因素又压低了生育意愿，这在年轻人群中尤为明显。“多了(超过两个)养不起，吃奶粉一个月就要1000块钱。”一位80后的刘集镇村民说。

　　从崔庄村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村民的生育意愿最终稳定在“一男一女”的水平上。多位村民表示，即便不再进行生育控制，“一儿一女”也是最理想的状况。

　　通常的情况是，如果第一胎就是男孩，第二胎便“没有压力了”，男女皆可;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第二胎就力求男孩，甚至选择性将检查为女性的胎儿流产;如果第二胎仍是女孩，则会超生，直至生出男孩，村中超过两孩的家庭多是此种情况，但比例较小。

　　由此可见，社保、城镇化、教育、生活成本，这些经济社会条件正在越来越多地主导着人的生育行为。决定生几个孩子，已然非单纯的生育政策所能决定。(田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