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女子失踪案”的真相探问，伴随着警方通报告一段落。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起案件迅速完成了从社会版到法治版，再到娱乐版的“三级跳”。被害者来女士留给自媒体舆论场的最后身影，不是从失踪到被害的惊悚，不是对婚内暴力问题的追问，而是吃瓜者“津津乐道”的梗——“化粪池”“两吨水”“绞肉机”——尽管后两者并未得到官方证实。

　　很少有什么物事，比涂抹一名无辜者的遇害，只是为了获得一点卑劣的乐趣更让人恶心。不幸的是，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便可见到一个：“我就是玩个梗而已，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吗？装什么装？”

　　舆论场上的“玩梗”，用抽象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难以解释或不便解释的意义，用简洁、看似无关联的非日常表达，以隐喻、戏谑的“穿刺”方式进行揭示。但在劣化版本中，玩梗往往蜕变为对严肃问题的避而不谈，通过提供玩世不恭的“伪答案”获取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简单来说，玩梗原本是智慧的伪装，在被滥用的情况下则成为愚蠢或卑鄙的掩藏。

　　无底线“玩梗”是舆论场上的血管栓塞，但笔者无意苛责，因为这种扭曲的关注“古已有之”。从大众传媒诞生之日起，案件报道就一直是最有卖点的新闻产品之一。在20世纪上半叶，如何评判一条消息会不会“爆款”？很简单：死人了吗，有内幕消息吗，对遇难者的惨状描述得让人“身临其境”吗？百年过后，我们舌尖的味蕾上，依然回荡着熟悉的“香气”。

　　在此笔者也无意责备，舆论场的品味在一百年间毫无改善。因为对这种“非常态”新闻的聚焦，在很多情况下却是体现着人类最伟大的品质。一些案件中，陷入困境的受害人获得了原本不敢奢望的帮助，这应归功于舆论传递的“怜悯”；一些案件中，真相突破权势、金钱的阻碍重见天日，这同样得益于舆论对“公正”的不懈追寻；而在另一些案件中，舆论用常识浸润司法，直接推动法治进步的是最可宝贵的“同理心”。法律静心倾听这样的舆论毫无可耻之处，因为正义正是对公意的拓印。

　　但是有些时候，舆论也会像玩梗一样变质。在这里，追问细节不是因为怜悯，而是刺激；呼吁公开不是为了公正，而是谈资；了解别人的悲情不是缘于同理心的呼唤，而是点缀无聊生活中的快感。食腐动物的欲望与人类最高贵的精神，就是这样共享着同一套外观。

　　尽管如此，舆论的质地并非“靠天吃饭”的概率事件。对案件进行报道的媒体，就是左右着舆论趋向最重要的力量。每位专业媒体人对司法报道的新闻伦理一定谙熟于心：要通过报道双方的意见保持平衡，不能听信一家之言；对事实报道应尽量客观，不应随意臆测；采访报道应尊重当事人权利，更不应对司法活动造成不必要的阻碍。尽管这些伦理的具体内容在今天经历着调整与重估，但它们依然是历久弥新的铁则。

　　笔者相信，被害者不应以任何理由遭受二次伤害。如果在调查环节中，重复被侵害的时刻是修补正义的必要代价，那么也要让这种重现，遵循避免泄露被害人身份与隐私的最小化原则。在过去一些极端的例子中，时隔多年后性侵案被害人被点名纠问，甚至有声音要求其“站出来”回应质疑。这种貌似为正义张目的理直气壮，其实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冷血。同样，在一些犯罪手段残忍的案件中，公开报道对犯罪细节保持沉默，也是为了维护死者最后的尊严。

　　笔者相信，执法办案不应以任何理由遭受干扰。适度的舆论关注，有助于帮助司法机关集中力量，精准解决社会痛点，但这绝不包括宽容臆测与谣言。一般来说，传言越多，司法机关的信息发布就越是慎重。因为这需要收集影响性谣传，组织事实进行反驳，而因舆论压力变得复杂的准备与审核流程，反而又会导致“未在第一时间辟谣”，造成谣言引猜疑进一步滋长。从工作资源的利用角度来说，关注推动进程，谣言掩盖真相。案件报道不应通过“分心”，成为使犯罪行为逃避追究的“帮助者”。

　　笔者相信，媒体报道应当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极少数案件报道反映出一种危险的立场：无论为了销量还是流量，只对舆论采取迎合的态度。这种逢迎被解释为促成正义、推进舆论监督，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诡辩术。从根本上说，所有失败的案件报道都源于这种危险又偏颇的立场，而这种负效用却要由全社会成员买单。

　　“杭州女子失踪案”再次提醒我们，没有谁享有天然的正确性，哪怕是为多数人认同的舆论。在很多情况下，司法之所以比舆论更可信，不是因为法官更明智、更专业，而只是因为司法活动有一整套程序，据此当事人可以尽情表达己方观点，并以证据佐证。而哪怕法官觉得再无趣，也无权将视线从双方处移开。也就是在这种“强迫”的聆听中，诸多先入为主的误差得到修复。可贵却又乏味的真相，决定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从向往一种快感驱动的“多巴胺式正义”。

　　来女士在睡梦中遇害，笔者相信法律会给她应有的公道，但舆论的公道无法靠别人给予。也许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那至少不要让我们的是非观，在彼此眼中映射为相互颠倒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