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得不违法”的苦衷，并非孤案，而作为政府内设机构的法制办在汇报中能够对此问题进行披露，是一大进步。但报告所揭示的一些地方政府对违法行为的理直气壮，令人忧虑：政府行为，系由法律授权而来，自然应成守法之楷模，怎能“不得不违法”?

　　事实上，守法律秩序，循法定程序，本是政府行政治理中符合其切身利益，也是保护地方政府官员的理想状态。依序而行，自能依法而治。然而，在各地均常出现政府先定调子，再找依据，甚至只考虑“初衷”不考虑后果的情况。而在出现不良后果之后，或者要求执法部门按照政府意愿“执法”，或者对不利于自己的司法裁决不予理会。如此破坏自己需大力倡导的守法秩序，令人费解。

　　出现如此情形，首先是政府官员存在对法的认知问题，认为法律是为政府治理服务的，因此，政府行为不能为法律规定所制约。于是，法律成为地方政府的纯粹性工具，可以选择性适用，使得选择性执法成为某种常态。其次是在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体系中，过分强调硬环境硬指标，缺少社会整体进步发展的软实力考量。为了政绩，地方政府行为更多从“初衷”出发，出问题则以“苦衷”替代守法之责，也就不奇怪了。

　　守法之责，首在公权，当公权力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以“苦衷”为由时，如何能指望社会各阶层以守法为荣?违法犯罪者，谁无苦衷?谁的苦衷不比政绩之苦衷更苦?

　　前两年，重庆某区政府向法院发出警告函，引起社会热议。在我看来，政府警告函也好，表达“苦衷”的公文也罢，都是社会法制进程中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的存在，反映了走法治道路之艰难，也让我们更为珍惜目前所取得的法治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