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背后存蹊跷

　　接到刘卫平交办的任务后，李晓莉随即开始联系“要情通报”中提到的开发商和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并给文昊和肖齐打电话了解情况。

　　然而，李晓莉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所谓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存在争议——开发商和施工单位均认为他们已按合同付清了富鑫公司的劳务费，总计1800万元;而富鑫公司一方则拿出了一份劳务分包合同，称劳务费的总数应为2200余万元。

　　鉴于争议双方对劳务费的总数各执一词，任何一方提供的证据都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李晓莉便于2012年10月31日召集3家公司的负责人协商，要求三方尽快将项目工程量进行决算，确定劳务费的总数，以调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具体情况。

　　与此同时，李晓莉还与文昊进行了电话沟通。

　　“我本来是想等这个事情最终解决后再给他回复的。但该文件上有办理的时间限制，我们领导也要求我尽快给人家答复，所以我就把当时的处理进展和文昊作了一下沟通。”李晓莉说。

　　这是李晓莉和文昊之间的唯一一次通话。据李晓莉回忆，文昊当时的回复是：“你们赶快解决此事，解决完了，把这个情况以文件的形式给我们报上来，发邮箱也行。”

　　在调查过程中，李晓莉还发现，这份“要情通报”的内容和形式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我是去年10月接到这份‘要情通报’的。我就给刘主任汇报，‘要情通报’抄送的领导人排序有问题，而且没有加盖任何公章，这份东西可能是假的。”李晓莉回忆道，“但我们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无法对这文件的真伪作出判断。”

　　对此，刘卫平的态度也比较谨慎。他告诉记者，如果调查发现确实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建委就需要妥善解决，不能因处理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

　　李晓莉告诉记者，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富鑫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肖齐多次找她催问处理进展，并声称要带着农民工去北京、去自治区政府上访。但是，除肖齐之外，她没有见到过在来信上签名的任何一名农民工。

　　记者曾通过电话和短信联系上肖齐求证此事。肖齐表示，欠薪一事属实，他让记者带上相关证件到呼和浩特面谈。但记者抵达呼和浩特后，多次联系肖齐，他却始终不接电话，也不回短信。记者请李晓莉打通了肖齐的电话，他称自己近期在外地，等他回呼和浩特再谈。

　　而开发商的负责人之一吴伟亮则表示，所谓“农民工讨薪”事件很蹊跷。“我们早已全额付清全部的劳务费，不存在拖欠问题。”吴伟亮告诉记者，在从李晓莉处拿到这份“要情通报”后，公司也展开了相关调查。

　　“工程指挥部曾对工地上所有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将其身份备案。”吴伟亮说，“我们仔细核对了来信上的签名和施工人员备案信息，130多个签名中，只有7个人是在我们这里登记的，不排除富鑫公司找人代签的情况。”

　　为核实“要情通报”的真实性，吴伟亮专程来到了北京。

　　当面对质露出马脚

　　在吴伟亮看来，他来北京求证“要情通报”真实性的经历，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

　　吴伟亮告诉记者，去年12月下旬，他先和文昊进行电话沟通，并按照文昊的提示来到了中共中央党校门口。

　　“文昊上午在电话里说先让我们去中央党校北院门口等他，但我们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后，他又来电话说上午有事，让我们先吃中饭。”吴伟亮回忆道，“后来我就问北院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是否有构建和谐社会课题组，但对方告诉我北院内没有这个机构，连联系电话也是错的。”

　　随后，吴伟亮和同事高巍又来到中央党校南院。几番打听后，他们找到了南院内的87号楼107房间——在该房间办公的杨光是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任构建和谐社会课题组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