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口子的撕开让所有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央电视台，洪民生收到不少写给电视台的信，希望第二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有看头。

　　但让洪民生为难的是，上层领导对春节联欢晚会重视了起来，中央给广电部开了一个会，讨论春晚的开放程度：能不能让观众参与太多?歌曲可不可以柔软一点?芭蕾舞这些洋玩意应不应该出现在春晚?

　　洪民生早就料到，讨论的结果是不能、不可以、不应该。会后，中央正式提出要求，下一届春晚要以反映“统一团结”为主题，节目内容必须严防“精神污染”。

　　回到电视台，洪民生找来黄一鹤让他发挥经验出任1984年春晚总导演，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破局：观众们期待的春晚一定不是主旋律的政治活动。

　　还是那个六百平的演播厅，形式上也很难搞出花活，洪民生想该如何让“统一团结”的春晚符合观众的口味。他提出了要求：要比“精神污染”的春晚更精彩。

　　“没有港台同胞怎么算得上统一团结呢?”洪民生确信港台演员的不同表演风格一定能给春晚舞台注入活力。于是，黄一鹤找来了台湾主持人黄阿原，香港歌手张明敏、陈思思、奚秀兰。奚秀兰演唱三首歌，中间还换了一次演出服，不仅观众觉得新奇，就连大陆女歌手们也羡慕得要求效法。

　　百姓还想看什么?洪民生经常在台里说，“老百姓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味道，我们放甜味容易，苦、辣却最难做到。”承载苦、辣味道的就是语言类节目。

　　1984年春晚，黄宏的《宇宙牌香烟》讽刺当时社会上一些商家以假乱真的不良风气。而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也是那一年最成功的节目之一，陈佩斯的表演就是让人大笑。虽然遭到一些领导指责表演“低俗”，小品的节目形式却因为《吃面条》而定型，春晚也从此成为小品培养基地。

　　1984年春晚还没结束，洪民生就感到“一定成功了”。那天晚上，几乎没有人离开演播厅，大家就地摆桌庆祝一起唱歌跳舞吃年夜饭。刚刚好五十六桌，“连数字都恰恰各民族大团结了”，直到凌晨五点，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极少喝酒的洪民生到处给人敬酒，喝了一瓶半茅台，他不记得那一晚说了多少感谢，只记得在之后的三十年春晚再也没有那样纯粹的开心。

　　之后的一个月，一麻袋一麻袋的信堆积在央视地震临建棚的办公室里。有电视从业者也给台里写信说，知道春晚反对“精神污染”原本很失望，觉得春晚要没看头了，没想到一台晚会尽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这是一台反映百姓心声的春晚。

　　1984年春晚是洪民生认为至今最成功的一届。“那一届因为是最真诚的，春晚还没有那么多附加的东西，只是纯粹让老百姓喜欢”。

　　那届春晚之后，邓颖超亲自批示：春晚这个节目很好，要拿到国外去放放也很好。洪民生马上把带子送到大使馆。转年，春晚还没结束，大使馆的飞机已经停在机场等着把带子第一时间送出去。再往后，干脆算好时间给使馆送去提前录好的备播带，让在国外的中国人可以同时看到春晚。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1992年国际中文频道开播，全球直播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彼时，央视春晚早已经如同年夜饭成了中国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桌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