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讯 在中国历史上，明末清初是个动荡的年代，新兴的统治者和失势的统治者为争夺、捍卫政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偏安一隅的南明小朝廷产生，在风雨飘摇中维持了十七年后灭亡。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小朝廷覆亡于何地，其最后一位皇帝葬身何处竟然成了一桩历史悬案，至今众说纷纭。

    近日，记者到贵州施秉县采访。该县牛大场镇的文化名人程明富和他的同伴们约见记者称，在2000年发现施秉县古佛山七级佛塔和古佛山文化群的基础上，他们潜心研究了六年，终于破解了这个历史之谜。

    发现：七级佛塔惊现施秉古佛山

    2000年春的一天，是施秉县牛大场镇红山集市的赶场的日子，当地村民曾书臣来到程明富的诊所，问道：“井字中间着一点读什么音，字意是什么？”程明富当即问他在何处看到了这个字，是不是在古寺庙、古墓碑或者古塔铭之类的地方。

    曾书臣回答这字出现在了古佛山上一座古塔的石碑上，这塔有1丈多宽，2丈多高，共七、八层。程明富觉得不可能有七、八层。大凡七级佛塔，有两种，一种是塔内藏有佛经典籍或者佛祖舍利；另一种是塔主人是高僧大德和尚。程明富估计古佛山不会有佛祖舍利或者法门宗师等高僧，故让曾书臣再去看看。

    当年的农历6月19日，是古佛山看庙会的日子。曾书臣赶庙会回来后找到程明富说塔有七层，下有地下室，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程明富惊奇不已，断定古佛山绝非寻常之处，决定亲自去看看。

    不久，程明富、曾书臣等五人，来到了古佛山。他们看到了五尊尊保存完好的佛塔，其中一尊，竟然是程明富想象不到的七级浮屠，从塔铭碑来看，它的主人是开山传律二代省持和尚。

    程明富走遍了古佛山，所见所闻更是让他惊叹不已，巍巍古佛山还有古墓碑、古寺院遗址、古城门、古战场、古驿道，具有军事功能的“古长城”等等，古文化是满山遍野。此外，建筑物遗址还显示，中轴线上曾建有三座殿堂和两个方院，左右各建左右两个厢楼，组成了六个小方院……

    当时已年过六旬的程明富从小喜好读书，当过教师和医生。别看他长期生活在农村，但对医学、宗教、易经、阴阳地理、建筑、史学、文学艺术等都有过研究，而且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佛教、易经文化等，还精通地方史志学说，如《镇远府志》、《黄平州志》、《施秉县志》等等。看到古佛山上的东西，他心如明镜：这系列古文化中，军事文化以屯堡文化为主体，宗教文化是佛教禅宗曹洞宗；周易文化主要用洛书数码来表现；寺院建筑则以“九重法宫”为格局……这系列文化，年代跨越唐、宋、元、明、清一千五百年多年的历史，如此年代久远、文物之多，品位之高，在贵州甚为罕见。

    同时老程也感觉到纳闷：像这般罕见的文化群为何在《镇远府志》、《黄平州志》、《施秉县志》和《余庆县志》等方志史书上却均无记载；佛教寺院修筑具有军事功能的长城和城门也是不合常理的呀……一股神奇的力量把程明富和他的同伴魏嗣恒（退休教师，原施秉县牛大肠中学校长）、阮春明（牛大肠中学退休教师）、周锡祚（退休教师，原黄平中学教务主任）推上了古文化研究之路。

    考证：古佛山是南明永历皇帝最后的家园

    着手对古佛山进行研究之后，程明富和他的同伴们对佛山上的文化群进行了深入细仔的考察研究。

    在进行地面文物搜索时，程明富等首先发现两块保存完好的塔碑：“开山传律省持和尚轿塔铭”和“能戒师塔铭”。

    研究省持和尚轿塔铭时，让程明富等人吃惊非小而又疑惑不解。文中记述：“夫和尚黄州龙氏旺族也家园颇足，年方二八，识世路入荆榛，知和浩海之危险，弃俗投师更讳上宽下学焉而号省持也，始淤唐山（据考在古佛山老庙对面古称‘经堂’的地方）结茅而屋……”

    从古代语法上说，这句话有“毛病”。“氏者”上古人同一血脉群体，“姓”是从“氏”里面分出来的，古代的语法是“姓”“氏”连用，不可“姓名氏”连用，塔铭撰写理当遵从古训，但这里却不以为然。

    此外，塔铭绝非为普通人所撰写，因为句中少许字词均与古代皇帝有关甚至就是皇帝的“专利”。

    首先说“黄州”，《易经》中按五行、五州、五色、五帝，天下分属五方的记述中称：“中央戊已土，土色黄，黄州皇帝”。此外，“黄”字在我国古代，与皇帝、皇家、皇宫建筑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杜甫《阁夜》中有“卧龙跃马终黄土”诗句，诗人不直言，假借“终黄土”代“称帝”……由此，程明富推断黄州即为皇帝之意或者与此密切相关。

    其次说“龙氏”。程明富说，这样的称谓绝非姓龙之人，因为在我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普通人不能以“姓氏”代称“姓名”，故此说“龙氏”为“皇帝”，应该是经得起推敲的。

    再次就是“旺族”的称谓，程明富更觉得与古代的皇帝有关。古代士大夫之家称“大族”；普通百姓之家称“小家小户”，只有皇帝的家族才被称之为“旺族”。

    意想不到的是上述的部分观点，竟然在“能戒师塔铭”中得到了印证。“能戒师塔铭”中记述直言不讳：本师和尚非所谓道德者乎，和尚乃一皇上家子也，时值兵戎，适我黔邦，识世途之险恶，知生死之沉沦……因古老之义而题成名曰古佛山圆觉堂也……

    如此说来，那省持究竟是何许人也呢？又因何到此循迹？有何难言之隐呢？进一步的探索和发现让这些难题都一一得到了解答。

    在七级佛塔之下有座地下宫。在2005年夏季，程明富和他的同伴们走进了地下宫，开始了对其进行考察。

    这地下宫呈正方形，长宽各有1.1丈，高0.72丈，顶部用清条石拱卷而成，四壁用青石料堆砌。地宫中央置有石轿子一乘，但已被人打垮散乱在宫中。据当地人介绍，地下宫还没有被破坏的时候，有两个石将军（称“石翁仲”）把守宫门，石轿子由四个人（估计是“木象生”）抬着。由于遭到破坏的缘故，程明富等人没有找到抬轿子把门的石将军和其他的殉葬品。

    对于在地下宫的所见所闻，程明富等人又是一惊，它分明是一座古墓，而且埋葬在这里的，决不会是和尚，也不是普通人。像这种乘坐轿子，一幅“天子出游”的架势应只有帝王。

    为此，程明富根据掌握的资料，考察历代王朝皇室特别是明朝的殉葬制度，发现上述的葬礼类似于帝王的规格，而且与明朝神宗皇帝的葬礼如出一辙：都有“木象生”殉葬……

    此外，史料记载，明代在万历皇帝之后改用活人殉葬为“石翁仲”、“木象生”等物殉葬，程明富等人在地下宫的发现，对此也有所印证。

    另外，程明富深知古佛山寺庙遗址是“九重法宫”的格局，他让同伴周锡祚绘制了寺庙遗基平面图，并与明代皇宫内廷平面图、明定陵地宫平面图作了对照，结果发现它们的建筑格局完全相同。

    根据以上的考证，程明富等已完全断定古佛山文化群与明王朝有着直接的联系。但还是不能回答是哪一位皇帝与此有关的问题。

    就在考察陷入了僵局的时候，《余庆县志》解下了这些谜团。

    据介绍，余庆县太平区花山乡滨江村沙坝村民组石渊密等人1971年在乌江南岸石家洞下发现了一枚“南明总兵关防印”，并于1985年捐献给了县文化馆。《余庆县志》如是记述：南明总兵关防印，通体黄铜，呈长方形，长10.2、宽5.8、厚1.3厘米。印背为下粗上细，元棱中空直立手柄，长7.8厘米。印背上方有一行从右至左阴刻宋体铭文：“永字一百五十号”；印把左右竖行分别阴刻宋体字：“署镇后标总兵官防”。“永历二年（即1648年）十一月礼部”。横刻“日造”……

    《余庆县志》还记载了发现南明“永历通宝“古钱币的情况：1986年3月14日，余庆县白坭区大龙乡农民王大怀发现一批窖藏古钱币，共4.5万余枚，其中不少是南明“永历通宝”。

    程明富、魏嗣恒等4人根据上述记述，赴余庆证实了原物的存在。为找到两件文物与省持和尚、古佛山相互关联的证据，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把考察研究的触角伸到了乌江流域。通过史志典籍和现场考察，终于找到了上述所说的证据。

    首先，两件文物的发现地距古佛山40公里左右，均在“南明文化圈”（东起舞阳河，西到乌江，有独特文化）的范围内。

    其次，乌江是当时古佛山及周边区域重要的运输线路，也是联系中原的重要通道，所以，乌江流域与古佛山两地的关系密切。

    另外，南明入黔后，曾经在乌江流域组织过布防。

    至此，程明富和他的同伴们认为南明永历帝悬案宣告破解。

    争论：南明永历皇帝究竟何去何从？

    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43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逼近京城。崇祯皇帝肯令桂王朱由榔带着内阁大臣张真等1000多人，从北京出走南下，到安徽老家祭祖陵后，到故都南京，在南京称帝，国号永历，辗转多处，来到贵州，经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在位十七年，史称南明。

    上述的史实有明确记载，十分明了，但南明覆亡于哪里？永历皇帝死在何处，则成了一桩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

    《贵州史》云：“十三年（1460年）永历奔缅甸”，但以后下落未作说明。故宫的一份史料称：“永历帝在从贵州去云南的途中，在黑羊箐（今贵阳）河边遭清人杀害，那条河，自此称为‘南明河’”。《中国姓氏通书吴姓》记载：“吴三桂出征缅甸，俘获南明永历帝桂王朱由榔，旋即将其绞死”。黔南州政协刘泽渊先生2005年在《文史天地》发表了“都匀永历皇帝陵”之说。

    程明富认为，“都匀永历皇帝陵”之说，由于没有出土重要的文物予以证实，可信度几乎为零。关于永历帝被吴三桂等清人杀害也站不住脚。

    首先，从常理上推想，永历皇帝是亡国之君，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样一杀了之或者顺顺便便就可宰杀。更何况在我国古代社会，杀人尤其是斩杀乱臣贼子或者亡国之君等都须得验明正身（至少也得在死后验明正身）。

    其次，就算吴三桂早有谋反之心，先斩后奏，但绞死永历皇帝的时间与南明灭亡的时间不吻合。吴三桂绞死永历帝是清朝顺治皇帝十八年（公元1661年），而南明则亡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两者相差一年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永历帝死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南明朝廷还是继续存在的，这显然也不合常理。

    再次，清朝政府对待明朝的亡国之君采取的是“凡事宽厚，仁厚矜恤之怀”的政策，不滥杀无辜。

    清朝顺治初年，清朝廷对崇祯皇帝再度举行葬礼，赐银三千两，改葬思陵。《清朝通典》记载：“康熙十八年四月，清圣祖南巡至江宁，亲自前往朱元璋孝陵奠酒”。事毕，对从行的大学士说：“朕意欲访查明代后裔，授以职衔……”回京后还拟出谕旨。但该谕旨后放置未颁发，雍正元年九月被发现后遂下令颁布，封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后裔朱之琏为一等侯，世袭，列五等班……

    此外，如果南明覆灭地在云南至缅甸，那就有两个明显的问题无法解释，首先是“南明总兵印”、“永历通宝”等文物在古佛山附近出土的问题。其次是，南明士大夫许多隐居在古佛山周边的问题。据《余庆县志·人物》记载，南明遗臣钱邦岂隐居在松烟莆村，在古佛山西百里，南明灭亡后多年，一直使用永历纪年；邹宗孟隐居遵义，吕大器隐居黔中；李之华隐居湄潭；郑逢元隐居余庆、玉屏……

    保护：古佛山文化群再也不堪忍受破坏之痛

    在考察中，程明富和他的同伴们确实有过很多次的喜悦和激动，但是，古佛山文化群当前也有着让他们感到忧心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该文化群内文物屡遭破坏。如，文化群中的塔林现保存完好的佛塔仅有五尊，塔铭碑更是少之又少，被发现时只有三方，到2004年的时候一方又被毁，至今只有两方了。“幸亏记述省持和尚的那一方塔铭碑还完好保留，要不然，我们很难取得今天的成果。”程明富说。

    遭到破坏还有地下宫的文物，如天子出游“乘坐”的石轿已被打坏，守卫地下宫宫门的石将军和抬轿子的“挑夫”不见了踪影……

    程明富等人认为，古佛山文化群的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他们首自发将古佛山现有的文物保护了起来。此外，施秉县政协委员、与程明富一起致力研究古佛山文化群的魏嗣恒曾在施秉县政协会议上递交了一份关于保护、开发的提案。该提案引起了施秉县政府的重视，县有关领导多次深入古佛山考察、研究，筹划保护、开发古佛山事宜。目前，限于资金缺乏等方面的原因，对古佛山文化群的开发尚需时日，但保护活动，随着程明富等人研究活动的不断深入而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