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清、林顺泉卸载放映器材——陈沛亮 摄

    不辞劳苦的放映员谢国清

    当电影放映员开启投影仪的那一刹那，各式人物呈现在屏幕上时，观众顿时鸦雀无声，安静下来观看影片。这就是具有各地特色的移动乡村电影院，打破宁静的声音除了演员的声音之外，还有嬉戏的孩子以及追在他们后面的小狗。

    在这里，人们很自由地享受着电影带来的乐趣，座位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方凳和长凳子。与城市发达的大荧幕电影院不同的是，乡村移动电影院在过去几十年中都是村里主要的娱乐活动场所。

    然而，与相比荧幕上那么正面和反面角色来讲，真正的幕后英雄却是几十年来穿越崇山峻岭的放映员们。黔东南苗族和侗族自治州的谢国清就是这样一位普通却不平凡的一员。

    当中国日报记者9月5日找到这位50岁的放映员时，他正在剑河县洞脚小学的操场上搭建屏幕，准备晚上八点半的电影放映。

    通常摆放好设备需要半个小时，因为放映机重达50公斤左右。在黔东南州有大约280名放映员。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样工作已经快10年了。

    通常在放映之前，谢国清都会跟当地的村委会取得联系，事先通知村民过来看电影。在洞脚村，村民们并没有让他们失望。老人和小孩都会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搬来凳子、椅子，等待着节目开始。大多数农民刚从地里干活回来，吃饭洗漱之后换身干净衣服，再加入到老人小孩的行列。

    两部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已经是凌晨一点左右，村民们搬着自家桌椅回去睡觉了，但放映员还要整理器材，装上车回家。老谢说，通常回家是家人最担心的，乡间的夜路异常难走。

    剑河有几个村子至今还没有通车，老谢只能扛着器材进村，放完电影后再和伙伴林顺泉一起回家。一次在敏洞乡的上北斗村，电影结束时突然下起了大雨，两人在半路被山体滑坡挡住了去路，只得返回，幸好村民们很热情地安顿他们住下。

    放映电影可以得到政府补贴，在广东、福建等东部省份，放映员大概一月能挣1200多元。老谢每年靠放电影能挣13000多块钱，除去租用机器的3000块钱，一年下来一万元的收入是可以保证的。如果老谢去东部沿海城市打工的话，可能会挣更多，但是他却不这么认为。

    “虽然在家里挣得可能少一些，但我可以照顾老人、小孩，这工作也还挺稳定的，所以我要一直做下去。”

    十多天以后，老谢就要开始收割水稻了。一般农忙时他都会停下来收庄稼，忙完之后再加班加点把停播的电影补回来。

    乡村电影题材需更加多样化

    村里放的电影多数是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设题材的电影，也有《建国大业》、《画皮》这样的新片。对于76岁的刘文亮来说，老电影让他回想起了自己年轻时是如何奋斗的。但是青少年更倾向于现代题材的电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认为，乡村电影应该更多元化，这样政府对此的大量投入才能更有效，让农民获得更多的满足。

    郑教授向记者介绍道，去年我国惠农资金已达到7000亿元，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特别是相对比较贫困的西部地区。

    “但是政府应该同样关注人们的精神享受，这与物质投入同样重要。电影不同于电视，是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所以农民喜欢看。”

    郑教授建议放映员在今后为农民展示与农村生活息息相关的影片，比如农业科学的发展，其他地区农村发展情况等。

    “目前，我们的一大工作重点就是为农村电影放映选好片子，选送农民喜闻乐见的片子”，中国新农村数字电影放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乐可锡表示。据乐总介绍，目前已经形成了城乡电影放映的无缝对接。新上映电影在城市影院下线，农村观众可以立即观看到影片。

    乐总经理说，在9月末或者10月初，《唐山大地震》将会通过农村数字放映机上上映。

    由于目前大多数乡村移动影院在室外放映，学校操场或广场都可能是放映地点，天气因素影响很大。遇上下雨天，电影就被迫停播。对此，乐可锡表示，新农村电影放映公司将配合制定相关计划，将室外放映转移到室内放映。

    乡村电影放映的曲折发展史

    据中国电影博物馆记载，新中国第一批移动影院诞生于1949年。1950年，1800多名放映员齐聚南京，接受培训，后分赴全国各地工厂、矿山和农村开展放映工作。

    “在七八十年代，乡村电影院就像是个大型聚会一样。放映员特别受欢迎，偏远山区的居民会纷纷走出来帮放映员抬机器，”黔东南州电影放映公司总经理王光黔回忆道。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在电视、卡拉OK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下，移动电影院出现了“人走了，机器锈了，电影没人放了”的情形。

    “90年代的那几年对我来说确实很艰难，可是当我看到农民们脸上的笑容时，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谢国清说。老谢 1983年开始放电影，而第二年全国移动电影院就达到了顶峰，一共12000多个放映队活动在全国各地。

    1998年，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联合发起了2131工程，重新让农民看上电影。2001年到2005年，全国累计50亿人次因此工程受益。

    根据中国新农村数字电影放映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数字，今年全国共80000放映员将放映770万场电影，确保65万个行政村每月至少能收看到一场电影。

    尽管中央财政投入了7.7亿资金用于农村电影放映，地方政府对此的投入却没有达到上级要求。根据国家广电总局规定，由中央财政和省市级财政负担补贴每场电影100元，70元发放给放映员，30元用于设备折旧和管理费用。但在黔东南州，一场电影只有87元补贴，由州财政负担的13元补贴至今尚未到位。

    “资金短缺不但阻碍了州内电影放映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放映员的收入，”黔东南州电影放映公司经理杨艺林说。

    民族语译制经费缺口大 举步维艰

    黔东南州440万人口中，80%居民属于少数民族。这里生活着全国五分之一的苗族和一半的侗族同胞。因此，很多民族语并没有文字，语言的延续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民族语译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9月4日，记者跟随州放映队来到铜鼓村。村里2000多居民中95%是苗族人。当晚，放映汉语电影时只有不到100人来看。但是当放映员开始播放苗语版的《建国大业》时，很快从四面八方聚集来了400多居民。

    “毛主席和蒋介石会讲苗话，真让我很吃惊。更意外的是，他们说话时用了很多苗语中特有的幽默，”55岁的村民赵元欧说道,

    黔东南州电影放映公司译制中心主任宋其生告诉记者，少数民族的热情让他的团队一直以来坚持在困难的情况下译制电影。在他的录音室的墙上，悬挂着十多个奖状。

    目前全国范围内仅有的10家民族语译制中心，去年广电总局给黔东南民族语译制中心发放了两台价值30万元的译制设备，并配置了先进的录音操作系统。由于经费不足，去年84部译制影片的任务只完成了14部。每一部影片译制大概需要14800元，而州财政补贴的6万元只能支付6部影片的费用。

    对此，黔东南州广电局电影科相关负责人解释说他们正在向州政府申请更多的资金。

    “我们能理解州里财政不宽裕，但是译制的电影深受群众欢迎，我们做的是老百姓喜欢的事，所以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的支持，”宋其生说。（中国日报记者   胡永启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