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众能打官司、打得起官司、打得赢官司，固然重要，在根本上，还是要管住权力，让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适应时代的需要。

　　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民告官”法律的行诉法，实施已20多年，23日，行诉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行诉法的出台，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但现实多艰。2000年，最高法曾出台关于执行行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9年，最高法又印发《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多次针对“民告官”作出解释和强调，此次行诉法首修，仍然是查漏补缺。

　　此次修正案草案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并且对异地管辖做出规定，以减少行政机关干预审判，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可拘留行政官员。这些变化，夯实诉讼权这一实现法律正义的最后屏障，其积极意义不应低估。

　　但“民告官”问题，让民众能打官司、打得起官司、打得赢官司，固然重要，在根本上，还是要管住权力，让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适应时代的需要。

　　“民告官”是一个法律问题，根源却是社会问题。行诉法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也就是公共权力行为。如果权力乱作为普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正当权益的行政行为经常出现，民众即使能走诉讼渠道，能胜诉，社会也难说和谐。

　　官民关系就是干群关系，这是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重大主题。从法律的角度看，普通民众与政府部门、公务人员能对簿公堂，确实是法治的进步，但如果“民告官”的事情总在发生，也绝非美好景象。“民告官”对应的是政府的日常运行，以及公共权力的基本品质。对诉讼权的保障，必须建基于政府日常运行的规范、公权行为的有效约束。

　　有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民告官”案首破10万件，现在，这一数字激增。受理案件数量的变化曾被视为我国行政审判的重大成果，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显示权力不规范运行，民众权益受损的程度。

　　现在，还有很多民众有一种心理，能忍就忍，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官司。这导致的结果是，事实上还有大量的案件并没有进入行政诉讼程序，但权益受损的事情可能大量存在。这也说明，诉讼权要切实保障，规范政府的日常行为，约束公共权力的日常运行，这些问题更不应忽视。“民告官”都是哪一些案件?除了治安处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确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这类案件，还包括行政规划、政府干预企业之间的争议或纠纷等，这些都是在政府的日常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如果说行诉法是事后之功，那么怎么约束政府行为、管住权力，就是事前之功，把事前之功做好，事后之功兜底，这才是人们期待的治理。

　　当侵害民众权益的事件发生，政府自身应当有自我清洁、自我纠错的机制。事实上，这方面的规章条例和要求并不少。法律功能应当得到有效实现，但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被逼到法律的通道，这不应被视为正常。

　　正是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化理解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修法是法律事项，也事关政府职能调整、公共权力规范。人民群众权益的保障，需要让行诉法发挥实效，但不是寄望它一枝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