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强(化名)是某大学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寝室，因为办事稳重、乐于助人，被室友尊称为“强哥”。5月初，他如愿找到了一家单位，签了就业“三方协议书”，但作为学生预备党员，他却被学院分配了一个硬性任务，就是督促、帮助同寝室的其他人尽快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三方协议书”。他和他的同学们早就被告知，如果在论文答辩之前还没有交上就业协议，就不允许参加第一轮论文答辩。(5月27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就业故事。重视学生就业无可厚非，追求就业率也不值得诟病，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就业率，只要追求的是真实就业率，而不是弄虚作假，那么，无论如何重视就业率，也不会导致折腾。毋庸讳言，大学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也出现了一些怪现象，最典型的是学校拿“毕业”来要挟学生，导致学生不得不四处寻找“挂靠单位”。前些年，有些学生甚至和“小卖部”“收费公厕”等“单位”签订就业协议，这些年情况稍有好转，但整体上仍然不容乐观。

　　本来，就业需要时间，特别是像所谓的哲学专业毕业生，市场需求也并不是太大。但现在一些学校并不考虑这些客观原因，而是过于急功近利，过分重视“当年”就业率。由于学生毕业之后的流向学校无法掌控，因此，便要求学生“先就业，再毕业”。这样的“好处”在于，既能准确统计出当年就业率，又能形成完美的统计数据——用毕业来要挟学生，最后达到的不就是100%或近乎100%的就业率吗?

　　其实，有关部门早下发过通知，规定“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对就业作假、违规者将实行‘一票否决’。”规定实施以来，“一票否决”的事情从没发生过，而虚假就业却一直存在。问题出在哪里?一方面是规定落实不到位，另一方面，也因为相关政策在“打架”。

　　教育部禁止高校搞挂钩，但又在崇尚另一种“挂钩”，可谓政策在“打架”——此前，教育部规定：“就业率不高，专业要减招;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将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应该说，优化专业设置，对专业进行调整甚至是建立专业退出机制，都是可以的，但能不能用“就业率”来决定“一刀切”?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把“就业率”当成决定专业“存亡”的硬指标，这种并不科学的要求，必然逼迫学校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就业率，虚假就业率背后，其实也有学校利益甚至不当利益的影子。

　　虚假就业毫无意义，但这样有水分的东西在公开的就业率统计中占了多大比例呢?新闻中某大学如此急功近利的做法，其实是带有普遍性的，在很多大学成了“潜规则”。这种做法到底是在关心学生就业，还是关心自身利益?这到底是在向社会输出合格的毕业生，还是逼迫学生弄虚作假?一些学生走入社会前夕的第一课，居然是被逼弄虚作假搞虚假就业，这是何种的教育错位?大学应该是公平、正义和良心的最后堡垒，折腾人的虚假就业可以休矣，否则，何谈大学?(但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