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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是廖彬宇先生长期深耕、持续宣讲的重点专题。自2016年起,该专题宣讲已持续十年,先后走进多所高校及各地党政机关,面向各级党政干部开展常态化理论宣讲,形成了体系完备、逻辑严密的原创理论成果。
本次学术交流,立足文化自信、“两个结合”时代命题,紧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重大意义,围绕文化根基、理论契合、个人核心理论、国际视野、国家战略、深层哲学对应、复兴实践整体逻辑展开,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华文化根脉相融相通、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重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板块,系统拆解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同源、价值同构、实践同向,兼具理论深度、学术高度与实践温度。
开篇部分,廖彬宇系统阐释文化自信的核心内涵、主体与时代价值。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承载着民族永续发展的深层使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全体中华儿女,核心要义是坚守民族立场、传承民族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多元思潮交织碰撞,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自卑、文化复古等错误思潮时有显现,部分人片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或脱离现实盲目推崇复古思想,忽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此,必须站稳文化立场,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坚决抵制错误思潮侵蚀,以文化自信筑牢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为推进“两个结合”夯实思想前提。
围绕个人原创核心学术成果,廖彬宇详细解读中华文化九统理论。该理论立足为中华文化立根脉、为民族文明立体系、为古今道统立纲要,系统归纳中华文明数千年传承脉络,打破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文化的片面解读,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纲领。他逐一阐释道统、政统、学统、传统、国统、正统、体统、建统、一统九大统系核心要义:
道统为华夏精神思想之根、仁义立德之本,奠定民族精神内核;政统是历代治国理政、安邦定国之正统法度,积淀千年治理经验;学统为圣贤文脉传承、学术思想正宗源流,维系文明思想延续;传统是中华民族世代相续、生生不息的文化底色,凝聚民族共同记忆;国统为国家基业永续、民族共同体延续根基,强化家国一体认同;正统为正道正心、主流价值与历史发展正脉,坚守民族价值方向;体统为社会伦理秩序、礼制规范与文明整体架构,维系社会运行秩序;建统为立国建制、时代创新、文明建设发展体系,推动文明迭代升级;一统为天下大同、大道归一、中华民族和合大同理想,锚定民族终极追求。九大统系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构建起完整的中华文脉梳理体系与本土文化话语体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深度融合搭建了基础理论框架,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文化土壤提供了系统性文化支撑。
在此基础上,廖彬宇引入四观理念融合体系,贯通三重四观,搭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深度融合的认识论框架。他介绍,该体系以四观书院为载体,整合思想四观、马克思主义四观两论、结合本源四观,实现文化本源、科学方法、当代实践三者统一。
四观思想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立足中华和合智慧,统筹人与自然、国家之间、个体心性、文明差异,契合新时代治国理政理念;
马克思主义包含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及唯物论、无神论,从国家、民族、信仰、文化维度解析人类社会问题,以唯物辩证法破解时代命题;
“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从上至下、由内到外,贯通天道、人道、世道与治道,奠定中华文化整体思维根基,凝练出本源四观为大观、中观、下观、天下观。
三者以本源四观为文化本源,以四观思想为当代实践指引,以马克思主义四观两论为科学方法论,互证互融,是践行“两个结合”的重要理论载体,为三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板块与中华文化的深度融通提供了认识论路径。
针对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廖彬宇结合2021年参加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相关实践,作出原创性深度诠释。
他提出,“优秀”具有三重核心维度:一是形容词,用以形容中华传统文化本身蕴含的深厚底蕴,彰显文化自信,界定传统文化中契合时代发展、契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内容;二是动词,代表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三是立足实践层面,深刻体现“两个结合”重大要求,只有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赋能、实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华文化,才是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三重维度兼具民族主体性、包容性、时代性。坚守民族主体性,即扎根中华文脉、坚守民族根脉,不盲从外来文化;坚持包容性,即兼容外来文明精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立足时代性,即与时俱进、对接现实,服务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民族土壤、贯通古今、胸怀天下,契合人类共同价值,是文明互鉴、天下情怀的集中体现。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智慧,到中和、太和的和谐理念,传统文化天然蕴含交流互鉴、兼容并蓄的基因,是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标尺,为传统文化传承活化提供了价值遵循,也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提供了文化筛选标准。
讲座中,廖彬宇系统阐释了《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家战略》的核心学术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战略构建的底层逻辑、精神根基与智慧源泉,文化战略更是国家总体大战略的重要核心构成,直接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永续发展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该系统性理论体系,源自廖彬宇先生2017年出版的学术论著《平心平天下》。书中首次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化、战略化、现代化,创造性提炼出“安民、济世、兴党、强国、复兴、开来”六大核心维度,层层递进、有机统一,完整构建起立足中华文脉、服务国家大局、契合时代使命的中华文化国家战略体系,为新时代以文化赋能治国理政、以文脉支撑国家战略提供了系统完备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
从国家安全层面,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核心,传承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能够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屏障,抵御西方不良文化渗透;从治国理政层面,天人合一、民本思想、中庸智慧、家国一体、天下为公等传统智慧,深度融入国家治理顶层设计,为基层治理、民生建设、社会稳定提供千年治理经验;从现代化建设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摒弃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贫富分化、对外掠夺的弊端,彰显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中国特色;从国际战略层面,天下观、和合思想、大同理念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三大倡议,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从文化强国层面,依托九统理论梳理文脉,以“优秀”标准传承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实现文化自强。
随后,廖彬宇聚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深层哲学契合,从四重维度完成学理对照,打通中西思想理论壁垒。
一是马克思社会三大形态对应中华文化和谐三重境界:马克思第一形态人的依赖关系,对应中华文化保和,个体依附群体、维持基本和谐秩序,契合传统宗法伦理、家国相依的社会形态;第二形态物的依赖下人的独立性,对应中华文化中和,个体独立、兼容并蓄、多元平衡,契合传统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第三形态自由个性与人的全面发展,对应中华文化太和,万物一体、天下大同、终极和谐,对接中华民族终极理想。
二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劳动观对应儒家三重人格境界:基础劳动、满足自身生存,对应君子儒,立足日用伦常、满足社会基本需求;自觉劳动、奉献集体、道德自律,对应大人儒,修身立德、服务他人、践行社会责任;自由自觉劳动、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对应文化儒,胸怀天下、济世安民、实现终极价值追求。
三是辩证唯物主义对应中华道器合一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物质第一性、物质与意识统一、实践与理论统一,中华文化“道”为规律、精神、本体,“器”为物质、实践、现实,道不离器、器以载道、道器合一,二者均反对空谈玄理、脱离现实,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
四是中华民族太和社会追求对应马克思共产主义最高社会形态,太和社会追求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人人和合、万物共生,实现整体和谐;共产主义社会追求消灭剥削压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联合体,二者终极理想高度契合,都是追求人类平等、公正、大同的理想社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提供终极价值共鸣。
在整体理论框架搭建完成后,廖彬宇重点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核心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展开成体系、全维度、深层次解读,从理论本源、思维方式、价值内核、实践路径、时代要求五个层面,层层剖析、系统论证,完整构建两大思想体系融合的学理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化的深度结合:思维同源、知行相通、价值同向
廖彬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包含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大核心板块,是科学的哲学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多年积淀,形成了以阴阳辩证、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民本至上为核心的哲学智慧,二者在本源逻辑、思维模式、实践要求、价值立场上高度契合,是“两个结合”最基础、最核心的理论契合点,绝非简单的概念类比,而是底层思维逻辑的深度共振。
从唯物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反对唯心主义与虚无主义。中华文化自古坚持务实求真的唯物传统,摒弃迷信、空谈虚理,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物质生产、民生根基是社会存续的基础,与唯物论物质第一性的核心逻辑完全契合。传统道器合一思想,主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依附于器、规律依托于现实,反对脱离物质现实空谈天道义理,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内核深度相通。
从辩证法层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为核心,强调事物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矛盾对立统一。中华文化的阴阳辩证思想,是东方辩证法的核心源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生相克、对立统一,推动事物发展,直接对应对立统一规律;传统“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理念,体现量变引起质变的质量互变规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蕴含革故鼎新、螺旋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同时,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个体普遍联系,统筹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契合辩证法普遍联系、整体系统的思维逻辑,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东方思维滋养。
从认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实践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检验标准与目的,强调知行统一。中华文化历来推崇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王夫之主张“行先知后”,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圣贤学问从不脱离现实实践,而是立足民生治理、家国建设。传统治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从个体认知到社会实践、家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逻辑完全一致,构建起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闭环体系。
从历史观层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民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发展遵循客观规律。中华文化贯穿始终的民本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将人民作为国家存续、政权稳固的核心根基,与人民史观一脉相承。传统天下为公、安民富民的历史追求,认为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保障民生、安定百姓,契合历史唯物主义追求人的解放、人民幸福的核心立场。同时,传统“五德终始”、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认知,承认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理论深度呼应。
廖彬宇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文化深度结合,要实现双向赋能。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内核,激活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破除传统哲学中封建糟粕、唯心迷信成分,实现传统哲学现代化、科学化转型;另一方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辩证智慧、民本内核,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表达、中国语境、中国智慧,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外来理论的生硬感,扎根中国文化土壤。在新时代基层治理、干部履职、社会建设中,运用阴阳辩证、整体统筹、知行合一、以民为本的融合智慧,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理论扎根、实践落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哲学方法论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华文化的深度结合:治理同源、义利相通、富民同向
廖彬宇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聚焦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理论、分配制度,核心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形成了完整的古代经济治理思想、富民强国理念、义利平衡智慧、家国经济逻辑,二者在价值导向、治理理念、分配思想、发展目标上深度契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化根基,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千年智慧滋养。
从经济本源与生产逻辑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经济核心。中华文化自古坚持重农固本、以农为本,“农,天下之本也”,重视物质生产、民生供给,将农业生产作为国家存续根基,同时兼顾手工业、商业发展,形成农工商并举的生产体系,与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本源逻辑完全契合。传统家国一体的经济模式,个体生产服务家庭、家庭经济服务国家,国家统筹整体生产资源,契合社会化生产、统筹规划、整体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逻辑,区别于西方资本主导、个体至上的生产模式。
从义利关系与市场伦理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逐利、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弊端,主张经济发展兼顾社会公平、道德伦理,实现义利统一。中华文化的义利之辨贯穿千年,孔子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主张“先义后利,义利兼顾”,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倡导经济发展坚守道德底线、兼顾社会公义。传统商道文化,晋商、徽商秉持诚信为本、济世安民的经营理念,将商业财富反哺社会、家国民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倡导的诚信经营、共同发展、义利统一高度契合,为新时代规范资本发展、引导资本向善提供文化伦理约束。
从分配制度与富民思想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主张按劳分配、公平分配,推进共同富裕。中华文化藏富于民、富民安邦、均平思想源远流长,《周礼》倡导调剂贫富,古代平准、均输、常平仓制度,统筹物资、调节物价、帮扶弱势群体;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强调分配公平;历代王朝推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核心目标是富民安民。传统富民理念并非平均主义,而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先富带动后富、整体共同富足,与新时代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推进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完全契合。
从国家治理与全球经济层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社会整体、服务人民整体利益,反对资本垄断、对外掠夺。中华文化秉持天下为公、家国一体、协和万邦的经济理念,对内统筹区域发展、均衡资源分配,富民强国;对外秉持互利共赢、互通有无,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坚持平等贸易、文明互鉴,不搞霸权掠夺、资本殖民。传统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的经济治理目标,对接新时代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体系,摒弃西方霸权经济逻辑,彰显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底色。
廖彬宇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华文化深度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由之路。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破解资本无序扩张、区域发展不均、贫富差距等时代难题;深度挖掘中华重民富国、义利兼顾、经世济民、均平富民的治理智慧,将传统经济思想转化为现代经济治理制度、分配政策、市场伦理。以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规范传统经济智慧现代化转型,为地方经济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文化动力,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式经济发展道路。
三、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深度结合:理想同源、价值相通、复兴同向
廖彬宇谈到,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与最终归宿,立足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为终极目标,揭示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数千年大同理想、家国情怀、济世安民、和合共生的社会理想,二者在终极愿景、价值追求、社会目标、实践逻辑上高度契合,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本土化发展筑牢深厚文化根基,是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复兴的精神内核。
从终极社会理想层面,科学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华文化《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描绘出大同社会的完整图景,人人平等、普惠共享、安居乐业、社会公正。二者均摒弃剥削压迫、贫富对立,追求全民普惠、社会和谐、天下大同,理想内核完全一致。传统太和社会追求万物共生、协和万邦,与共产主义人类解放、自由联合的终极追求同源共振。
从社会价值立场层面,科学社会主义立足全体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坚持人民至上、公义至上,摒弃个人私利、资本特权。中华文化贯穿济世安民、扶危济困、崇德向善、民胞物与、家国一体的价值理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倡导关爱弱势群体、兼顾整体利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家国担当、为民奉献;协和万邦、天下一家,倡导摒弃私利、普惠众生。传统价值追求以公义为先、整体为上,与科学社会主义人民立场、集体主义、社会公义的核心立场一脉相承。
从社会变革与实践逻辑层面,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坚持与时俱进,通过实践推动社会进步。中华文化革故鼎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穷变通久的变革精神,主张顺应时代、改革创新,不固守旧制、不墨守成规;历代变法图强、安民济世的治理实践,通过制度改革、民生建设推动社会进步。传统扶贫济困、赈灾安民、普惠民生的实践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改善民生、保障人权、实现社会公平的实践逻辑高度契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千年实践经验。
从国际视野与人类命运层面,科学社会主义追求人类解放、全球公平,反对霸权主义、殖民掠夺。中华文化秉持天下观、和合观、大同观,倡导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互利共赢,古代天下体系并非霸权统治,而是文明互鉴、和平共处;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接源自传统天下大同智慧,对接科学社会主义全球人类解放的终极追求,区别于西方零和博弈、霸权扩张的国际逻辑,为全球治理、国际合作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廖彬宇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的深度结合,是真理力量与文脉力量的双向奔赴、双向赋能、深度共生,绝非简单的概念对照和文字契合。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以科学的理论逻辑、严谨的社会发展规律,让中华传统大同理想摆脱古代空想局限,赋予其科学的实现路径、时代的实践内涵,让千年大同愿景从道德理想转化为可落地、可推进、可实现的现代化治国实践;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科学社会主义融入中国国情、贴合民族心理、扎根中国大地提供独特文化底蕴,让外来的科学理论拥有鲜明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底蕴,摆脱西方理论话语束缚,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结合、创新性发展的集中体现。立足新发展阶段,持续推动二者深度融通,能够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根基,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生事业全面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能,让民族复兴的道路兼具科学理论指引与深厚文化底气。
在三大理论板块系统解读后,廖彬宇进一步阐释中华文化的当代生命力与文化自信三重构成。他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色,是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和合智慧、变革精神、天下担当,这些特质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具备跨越时代的生命力。传承传统文化重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立足新时代需求活化传统智慧,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而非复古守旧、照搬旧制。文化自信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优秀传统文化是根基根脉,承接道统、学统、传统;红色革命文化是血脉与精神,承接九统理论中的正统、国统,彰显革命精神与民族气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方向与引领,践行建统、一统,支撑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三者层层递进、相互支撑,共同筑牢国家文化根基,为三大理论板块与中华文化融合提供文化土壤。
九统理论
九统理论中的道统,贯通中华千年治道智慧,契合新时代治国理政客观规律,是引领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大道。其核心要义在于以道统领天下、以道统摄全局、以道规范言行、以道引领发展。此处之“道”,是天地运行之道、社会发展之道、治国理政之道、民心所向之道,是契合历史规律、顺应时代大势、维护人民利益、恪守真理原则的根本性准则。古人所言坚守道统、践行道统,对应新时代话语体系,就是讲规律、讲规矩,本质就是共产党人所强调的旗帜鲜明“讲政治”。
新时代语境下的讲政治,绝不是空泛表态、形式主义、口号化政治,而是具有丰富、深刻、具体的实质内涵,是立场、方向、原则、方法、宗旨的统一,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第一,讲政治的根本是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政治的本质是人心,最大的政治就是民心。真正讲政治,就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与人民同心同向、同频共振。背离民心、脱离群众、损害民利,就是最大的不讲政治。
第二,讲政治的核心是坚定道路方向、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讲政治就是坚定政治信仰、把准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
第三,讲政治的关键是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讲政治不是自由散漫,而是心存敬畏、行有所止。
第四,讲政治的体现是强化大局意识、服务中心大局。讲政治就是胸怀“国之大者”,跳出局部看全局、跳出当下看长远,自觉把个人工作、地方发展、行业领域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谋划推进,自觉服从大局、服务大局、维护大局,绝不搞本位主义、狭隘主义、短期主义。
第五,讲政治的底色是坚持实事求是、运用科学方法。道统是规律之统、真理之统,讲政治必须讲科学、讲规律、讲实际。真正的讲政治,是政治立场坚定与思想方法科学的有机统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发展规律、尊重实践规律,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分析问题、谋划工作、推动落实,杜绝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
第六,讲政治的落脚点是敢于担当作为、践行政治责任。讲政治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之。政治忠诚最终要体现在履职尽责、攻坚克难、干事成事上。真正讲政治,就是面对风险挑战敢于斗争、面对矛盾问题敢于担当、面对使命任务主动作为,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诠释政治忠诚、检验政治站位。
综上,九统理论之道统,以大道统政治、以正道定方向、以民心定根本。新时代坚守道统、践行道统,就是践行有立场、有方向、有纪律、有大局、有科学、有担当的真政治、实政治、为民政治,彻底摒弃泛化、虚化、形式化的伪政治,始终沿着正确的治国理政大道稳步前行,为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续发展、文化薪火相传提供根本价值引领。
讲座最后,廖彬宇围绕坚守初心、推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文化复兴作出总结。他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衰落、国家文化战略缺位的历史,指出近代百年民族危机本质上也是文化危机,文化自卑、文脉断裂导致民族精神萎靡。新时代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关乎国运兴衰、民族存续。推进文化复兴,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完善国家文化战略体系,统筹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安全、文化输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化铸魂,提供科学理论指引;中华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扎根,提供深厚文化土壤。依托九统理论构建自主话语体系、以“优秀”标准筛选传承文脉、以传统文化支撑国家整体战略、以四观理念筑牢认识论根基、以三大理论板块打通中西思想哲学壁垒,持续坚定文化自信,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文化现代化双向推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整场讲座体系宏大、逻辑缜密、学理深厚、内容详实、贴合实际,全面搭建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完整文化理论框架,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核心板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共生、创新发展的深层逻辑,既立足学理阐释理论本源,又对接新时代实践路径,有效帮助参训干部拓宽理论视野、夯实思想根基、明晰履职方向,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参训干部反响热烈,收获丰硕理论成果与思想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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