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国家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我省黔东南台江申报的独木龙舟名列其中。
记者前不久在黔东南州施秉县举行的“多彩贵州”首届贵州民族体育旅游节开幕式演出中,清水江上独木龙舟活动让人看得不亦乐乎。而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这项古老而神秘的贵州民族传统遗产,存在着逐渐失去魅力的危机。
传 说
每年的农历五月中旬前后,我省黔东南州台江、施秉两县交界的清水江沿岸,苗族同胞都会举行代代相传的独木龙舟竞渡活动,以祭祀的方式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区性文化现象。据施秉县文物管理所负责人吴光祥介绍,关于独木龙舟的起源,目前有两种苗家的传说,大体上都与杀龙或者灾害有关,至今仍在当地广为流传。
传说一:清水江边有个老渔夫叫保公,他和独生子九保去江中打鱼时,九保被龙抓去作枕头,九保奋起反抗,点火烧了龙穴,浓烟笼罩了天空,天越来越黑,人们无法生活下去。过了几天,有几个小孩子无意间用包谷秆绑成龙船形状,在江边划着,嘴里念着什么,天就渐渐亮了,于是当地人互相奔走转告,照着小孩的动作划船,天就终于亮了。
传说二:同样也是保公的独生子九保在江中打鱼时,九保被恶龙咬死,老渔夫为儿子报仇而潜入江中去杀死龙,导致天昏地暗,人们无法耕作生活。后来一位妇女摸黑带小孩到河边洗衣裳,小孩将捶衣棒放在水面上划来划去,嘴里仿佛念着苗族鼓点不停地喊道:“咚咚多、咚咚多。”谁知他这么一喊,天上顿时云消雾散,东方升起万道霞光。江面上飘着一个怪物,附近的人走去一看,原来是被老渔夫杀死的恶龙。当夜,恶龙给人们托梦,要求人们模仿它的真身,以划龙舟的方式祭祀它,它便兴云作雨,让人们五谷丰登。
从那以后,每到五月份,清水江畔的人们就划行龙舟,开展以祭祀祖先为核心的降龙文化活动。吴光祥说:“通过神话传说演变而来的独木龙舟活动,一直世世代代的传承下来,如今却蕴含着苗族人民挑战权威,维护万物生灵和谐生存的价值取向,增强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凝聚力。”
过 去
在首届贵州民族体育旅游节开幕式表演结束后,记者走访了年迈的独木龙舟舵手——
“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就边看边学村里的大人们如何去制作龙舟,划龙舟。”这位姓陈的花甲老人告诉记者,这项独木龙舟的本领,从制作到竞渡技巧,全是祖传的,世世代代传承下来,村里几乎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会这项技能。他说,独木龙舟起源于古老的神话传说,从龙舟的“制作”到“出水”都要有庄严肃穆的祭奠仪式,制作龙舟开始,选树、砍树、制作的时间都有不可更换的规定。
每逢独木龙舟竞渡时,参加比赛的男人们全穿着家织的深紫色的亮布衣和蓝色布裤,腰扎一条织镶着银泡的腰带,头戴黄色的插着三根银片的马尾斗笠,每条龙舟载三、四十人,母舟前方坐有四个人:第一个坐在龙舟与龙头连接处,背朝前方,负责呐喊助威和靠岸撑船;第二个人是中年老人,背朝前方,负责鸣放铳炮,制造声势;第三个人是寨中德高望众的寨老,也就是鼓主,背朝前方,身穿白色长袍,外套一件黑色马夹,头戴一顶大宽边帽,负责敲鼓。第四个是一个男扮女装的10多岁的小孩坐着负责敲锣,在男孩的前面还有一个小龙头,捆绑一把黑伞为其遮荫。
其余的水手分成两排站立在两只子舟上,在水手中间放有一桶糯米饭,饭上供有一只煮熟的鹅,有三位老人站在母舟的尾部,负责掌握龙舟的方向。
龙舟出发前,在龙舟附近的河滩上放一张四方桌,桌上有一升米,米上点有三炷香,放十二元钱,巫师手提一只公鸡站在桌边念巫词,招集山神、树神、祖宗前来保佑龙舟平安比赛,平安回归。之后巫师用茅草沾河水洒向龙舟并一刀把鸡杀死,比赛结束后,巫师又用同样的方法欢送山神、树神、祖宗。
现 状
长期从事基层民族文物调研的吴光祥说,“目前独木龙舟仍然保持着原生态的活动方式,但我们也不得不意识到,它的传承如今面临着几项濒危状况”。吴光祥告诉记者,由于受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沿江两岸的苗族青年都外出打工,老年人又划不动船,有的苗寨虽有独木龙舟,难以找到划龙舟的人员,因此,没有下水参加划龙舟比赛,只能将独木龙舟闲置。
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卢塞军,多年来一直从事贵州独木龙舟的研究。谈到对我省的独木龙舟这项民族体育活动,他感受颇深:由于现今苗族受外来文化和现代经济观念的影响,清水江畔的苗族独木龙舟活动也在不断的变化。由于比赛经费少,独木龙舟比赛越来越变味,人们对比赛的奖励过于看重,独木龙舟渐渐地改变了苗族古老的祭祀方式,倘若不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苗族独木龙舟活动就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贵州的苗族独木龙舟有着鲜明、独特的传统文化特征。龙舟文化的形成与苗族自然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原汁原味传承至今,蕴藏着世人未知的文化内涵。然而,独木龙舟的濒危状况的确令人担忧,如何宣扬我省独有的民族文化生态属性,重建龙舟文化的价值体系,对于保护、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正打造旅游大省的多彩贵州,以发展民族、体育、旅游相结合的旅游产业,在吸引国内外游客关注我省丰富多彩的民族旅游资源时,是否应该更加关注这些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传统文化,为贵州的民族体育项目赋予更深的文化内涵、更远的历史价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