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头的书，他买不起，也不可能进入复旦的图书馆。他便跑到学校周边的书店里，摘抄自己喜欢的段落。每一回把废品卖到收购站时，他还要多问一句，“最近有什么好书吗?”
我开始每隔几天就扛着摄像机去跟拍老崇。拍累了，两人就随意席地而坐，东南西北地胡扯。老崇常说，最理想的人生，是满足基本吃喝之后，“自由自在地看看书”。
我看老崇的视角，越来越平。尽管他还是浑身酸臭味，不够合身的裤子成天吊着，而我一身衣裳光鲜亮丽。但我渐渐打心底里认为，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不一样。那些所谓的“不一样”，不过是源于我们不能选择、也永远无法改变的出身。
有时，我甚至是仰视他的。
一次，我与老崇并排坐在草坪上，摄像机随意架在不远处。聊到兴之所至，老崇突然大声吟起诗来：“人生本来一场空，何必忙西又忙东。千秋功业无非梦，一觉醒来大话中。”
吟诗的时候，他潇洒，爽朗。直到今天，我依然对那一幕印象深刻。
入夜以后，老崇就走进复旦南区的露天体育馆，跳进一个凹槽里睡上一觉。在那儿，他曾经养了一只出生不久的流浪猫，每天喂它吃喝。小猫后来长大了，不知所踪。
拍完纪录片，又过了半年，老崇的手机再也打不通了。我曾经几次在学校附近打听他的下落，却始终不得音讯。我很想告诉老崇，尽管他或许仅仅是一个特例，但确实改变了我看待流浪汉的视角。
毕业后，我转而攻读社会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并在一个服务弱势群体的民间机构实习。我不再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小姑娘。对那些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我都尽量以平和的姿态去接近。我愿意相信，每一个底层人的身上，都可能有着与老崇相似的一些闪光点。
我曾经亲眼看见，在一个废弃的停车场里，几个流浪汉分工合作，洗菜生火，轮流做晚餐。一碟青菜，几杯劣质白酒，几个人聊得天高地阔。而在一个破旧的简易棚屋前，一个老人趁着月色，拉起自己心爱的二胡，余音悠悠，环绕陋室。
置身于这样的画面中，我总会想起老崇，想起在那个阳光和煦的早上，老崇伏在课桌上，在一本破烂的本子上安静地写着自己的日记。透过教室的玻璃窗看去，他与复旦学生并无两样。
那部纪录他的片子，我最终取名为《我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