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北上广等地具体方案难以落地，主要受哪些因素制约?
谈松华：具体政策出台必须考虑教育资源供给和城市承载力等因素，需要完善的配套支撑。现在是一个艰难的论证、制定过程，需要兼顾协调各方面利益，单从任何一个方面看都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这是北上广态度谨慎的原因。
从教育供给的角度看，我们做过一个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北京、上海小学阶段的非户籍学生分别占到46%和47%，初中阶段分别是27%和30%。前年海淀区曾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非户籍学生享受和户籍学生“同城待遇”的改革措施，结果当年和2011年非户籍学生就分别增加2000人和6000人。门槛设置的高低，需要对增加多少教育资源进行严格测算。更重要的制约来自人口规模增加带来的城市承载力大小的论证。以水为例，有数据显示，在深度开采地下水的条件下，目前北京人均占有水量不到世界的1/10。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引发医疗、交通、住房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目前，公众最大的担心有两个：一是利益分配会不会伤及自身;二是制度设计会不会为高考移民流向分数“洼地”留下空隙。担负解决教育不公平使命出台的“就地高考”政策，如何规避新的教育不公产生?
谈松华：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从制度设计规避。“就地高考”的首要条件是：随迁，即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在居住地有稳定工作;在居住地接受过义务教育后寻求更高的受教育机会，即拥有居住地学籍。当然，各地对学籍年限的规定有所不同。这就从制度源头将其和为了单纯寻找高考“分数洼地”而在高考前转入的“高考移民”区分开了。
对于户籍地居民对就地高考方案出台后，是否会损害本地学生在受教育、录取比例等方面权益的担忧，也是可以解决的。教育资源的改革调整，特别是对高水平大学名额的合理分配正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现阶段的情况是：一方面，就目前和未来几年来看，高考生源不断减少，而大学招生名额还会增加，总体上说北上广户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包括高水平大学的机会不会减少。另一方面，国务院文件也要求，对于招生名额的分配也可以根据报考人数的增加而适当增加投放比例。这样就可以既满足随迁子女的受教育诉求，也能保障户籍地学生权益。政府还会根据具体情况增加相应教育资源投入。如上海教育经费从前几年的300多亿元增加到700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要解决因随迁子女增加而建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
治本之策是什么?
有评论指出，“就地高考改革的推进牵一发动全身，10年到20年能解决都是乐观估计。”针对这种声音，谈松华认为，治本之策还在于制度建设，既包括改革社会管理制度，也需要健全学籍管理制度。
记者：治本之策需要哪些改革?
谈松华：因为牵涉问题太多，就地高考问题已不单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后续需要改革的还有社会管理、教育管理等一系列方面。从社会管理角度讲，目前城市人口管理还在采取户籍管理的方式，但在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的情况下，实际上户籍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再起作用了，但对教育的强约束力还在。这也是一直以来教育公平问题饱受争议的一个原因所在。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综合、完善的人口管理方法来确立不同人群在城市享有市民待遇的权利。而在这个前提下，教育部门应该建立比较健全的学籍管理制度，确保学生在该地有符合条件的学籍，就能在当地参加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