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等级”掣肘城镇化
“提的是小城市和小城镇都发展，但行政等级低的城市是得不到同等发展条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体制改革没到位，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建设大格局还没改变，城镇化发展过程以及现行体系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李佐军提到一点受行政体制影响，中国的城市分行政等级，等级越高的城市，发展权力越大。
“提的是小城市和小城镇都发展，但行政等级低的城市是得不到同等发展条件的。”李佐军认为，体制改革没到位，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建设大格局还没改变，城镇化发展过程以及现行体系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他认为，城镇化发展比较好的状态是，为各种不同规模的城市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消除农民进城障碍，让人口和生产要素在不同规模城市以及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就自由流动，温家宝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自由迁徙”的概念，要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
“使在城镇已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有序转为城镇居民。”《报告》说。
“在实现‘一元化’户籍制度改革前，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亦城亦乡’模式所引发的家庭问题需引起重视。”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昨日说。据新华社报道，当天下午，厉以宁参加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提案办理协商会”。
徐宪平昨日在同一场合说，将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解决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落户城镇问题，力求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等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地方财权分配难题待解
单纯依赖财政支出，无疑会令财力已捉襟见肘的地方相当为难。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柳州市委书记郑俊康告诉新华社记者，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是在财力配置上并不匹配。“很多地方只能靠‘土地财政’来勉强支撑，而且个别地方财政透支严重。”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农民市民化成本问题。
“农民进城的门槛还是太高了，要找工作，要消费，要买房、租房，农民要花很多钱，一般农民进不起城。”李佐军说，越大的城市，农民进城的门槛越高，怎么降低农民进城成本，或是今后城镇化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新华社援引有关研究部门的测算称，仅公共服务，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就要花费10万元。
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援引的数据来自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冯俏彬的研究。冯俏彬的结论是，将现有15863万已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为18091.58亿元，若要在2020年完成这一任务，各级政府每年为此新增的财政支出为2261.45亿元。理论上讲，在上述18091.58亿元总成本中，中央政府应当主要承担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共计4152.83亿元;地方政府主要承担社会救助、保障性住房成本，共计13938.75亿元，其中东部地区政府要承担9115.94亿元，中部地区政府要承担2453.22亿元，西部地区政府要承担2327.77亿元。
“支持以市民为核心的城镇化是财政的重中之重。”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5日在全国“两会”间隙向记者表示。
问题是，单纯依赖财政支出，无疑会令财力已捉襟见肘的地方相当为难。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柳州市委书记郑俊康告诉新华社记者，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是在财力配置上并不匹配。“很多地方只能靠‘土地财政’来勉强支撑，而且个别地方财政透支严重。”
郑俊康希望，国家一方面要优化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事权分配，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城镇化发展的硬性标准，制定完善更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避免城镇化演变成为追求政绩、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
李佐军表示，城镇化建设，政府并不缺钱，对于政府财政预算来说，这是个分蛋糕的问题，要在财政预算上重新合理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