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大势
温州9成以上的家庭、个人，近6成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规模超过1200亿元。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
民间借贷的发生，大多板子打在银行身上，指其提供给中小企业的贷款渠道匮乏。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寒流引发外需下滑等多重冲击，导致国内广大出口制造型小企业资金链紧绷甚至出现断裂迹象，这是民间借贷兴起的原因之一，然而却非全部。
近日，海澜集团、阳光集团涉嫌“非法集资”被曝光，民间借贷的链条逐渐伸向大型民营企业(据5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这些大型民营企业，多为各类金融机构的座上宾，获取信贷资源并非难事，铤而走险让人大跌眼镜。
从其非法集资的投向，不难发现缘故端倪。一是房地产项目，二是金融投资，三是商品交易，如钢铁贸易。研究数据也相佐证——温州9成以上的家庭、个人，近6成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规模超过1200亿元。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
民间资金大部分流向非生产领域，无疑凸显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中国的制造业主要是靠廉价立本的，缺乏核心竞争力，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制造成本的增加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企业利润微薄，难以吸引民间资金。“去实体”的资金，一方面，被逐利的心态牵引，投资房地产、商品贸易等，另一方面，表现出高杠杆、过度投资等盲目性和投机性倾向，风险不断积聚，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容易产生连锁反应，会导致风险蔓延。
解决民间借贷是一个综合化系统化工程。从长期看，中国流动性总体充裕是长期格局，民间借贷的土壤不会消失。2005年以来，我国的货币增长量平均在17%左右，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增长率之和。本轮通胀周期中枢全面抬升，在其他投资渠道较窄等情况下，居民渴望把闲置的资金转向民间借贷以获得高收益。
鉴于此，除了采取类似温州金改的措施外，还需多管齐下。一是向居民开放更多投资渠道。以债券为例，除个人投资者熟悉的储蓄式国债以外，已经发展出次级债、企业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普通金融债、上市公司债、企业债、央行票据、可转债、可分离债等多个品种。其中许多收益较高的品种只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只有机构投资者才能参与。譬如，一年期央票的收益率与一年期定存利率相近，但流动性远远超过定期存款，商业银行发行的金融债、资产证券化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固定收益产品个人却无法投资。
二是从实体经济症结入手。目前，关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银行业的意见也已出台。但从长远来看，若要充分发挥民间资金的作用，仍需在行业准入和制度安排上进一步给予民间资本“国企待遇”，如税收支持、财政补贴等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