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在明律所”）副主任、创始合伙人兼首席督导律师梁红丽深耕行政法领域近二十年，带领团队累计主办及参与案件逾两千件，始终坚守正义，为弱势群体发声。她曾多次受邀参加BRTV《法治进行时》、《第三调解室》、北京《置业法眼》等节目，为群众答疑解惑。

　　近期，其团队在不同地域办结的三起案件，通过详细的证据梳理与对程序的精准把控，持续为委托人争取合法权益。

　　四川成都龙

　　政府信息公开是征收补偿领域最早启动的程序环节，也是公民知情权的重要保障。但实践中，征收部门常以“涉及第三方隐私”为由拒绝公开，且征求意见的过程往往不规范，本案正是这一问题的典型样本。

　　委托人龙先生的宅基地因毗邻成都市某处理厂二期工程，约九年前被纳入卫生防护区拆迁安置范围。为核实拆迁安置的实际情况，2025年，龙先生向当地X街道办事处申请公开补偿安置方案、资金存储证明、全村每户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偿安置情况明细。7月，X街道办作出《告知书》，对前两项予以公开，对后两项则以其征求76户意见后“仅1户同意公开，其余75户不同意”、“涉及第三方个人隐私”为由，故不予提供。龙先生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当地管委会维持前述告知书。

　　梁红丽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将审查焦点聚焦在征求意见程序本身的合规性。律师逐项核查《征求意见情况统计表》，指出该表存在多处代签字情形：对于表格中的空白栏，X街道办主张系相关家庭户口头表示不同意且拒绝签字，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代签字的主体资格、口头意见的真实性等，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的征求意见程序看似完整，实则经不起证据层面的检验。

　　2026年4月，四川某区法院经审理作出(2025)川0192行初285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撤销告知书及复议决定，责令X街道办重新处理。一份看似规范的征求意见程序，在梁红丽律师团队的逐项质证下暴露出代签、口头意见无据可查等多处漏洞。

　　程序正义的价值，要让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检验，而非忽略反馈意见、敷衍“走过场”。

　　四川成都陶

　　行政机关对公民查处申请的答复，本质上是一个说理过程。如果答复内容缺乏证据支撑、且与已有官方认定相矛盾，则无论结论如何，均难以成立。

　　委托人陶先生四人房屋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某大厦，因当地地块城市更新项目旧房拆除工程的场地平整及打围工作，占用了其房屋周边的公共绿地、消防水池和物业房(宗地内8号房)，四人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遂向当地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邮寄查处申请书，请求查处违法占用公共设施、公共绿地进行施工的行为。区住建交局经行政复议被责令处理后作出回函，称经核查，案涉房屋具有独立产权，2023年12月被某公司竞拍取得，不属于物业管理范围，故无法开展监督管理。陶先生等人不服，遂委托梁红丽律师及其团队专业律师贾燕丽介入。

　　贾燕丽律师逐项核查其答复的事实基础，发现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2025年1月作出的事项处理意见书明确载明，案涉房屋规划用途为“物管用房”，且未办理过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成都市住房专项维修基金系统亦显示该房屋规划用途为“物管用房”。换言之，区住建交局所谓“不属于物业管理范围”的结论，与官方登记信息直接矛盾。

　　2026年6月，成都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25)川0104行初219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区住建交局关于“不属于物业管理范围”的主张与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事项处理意见书内容相矛盾，且未作合理说明。判决撤销回函，并责令区住建交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处理。梁红丽、贾燕丽二位律师用官方登记信息对照征收方的答复，让矛盾自行浮现，实现案件突破，为委托人进一步维护权益打下良好基础。

　　B市熊先生强制拆除房屋案

　　行政案件中，责任主体的认定往往是第一道也是最难跨越的门槛。征收部门常以“村民自治”“公司实施”为由切割自身责任，而被拆迁人往往难以获取直接证据证明“谁在指挥”，推定规则的适用，便成为打破这一僵局的关键。

　　委托人熊先生系B市某8号房屋实际产权人，土地使用面积8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余平方米，一家8口在此居住。2024年1月，在未签订腾退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案涉房屋被Y公司拆除。熊先生诉至法院，当地镇政府辩称，拆除行为系村委会委托的腾退实施人Y公司实施，属于村民自治范畴，镇政府并非拆除主体;且主张已超过起诉期限。

　　梁红丽律师及其团队专业律师徐会元接受委托后，指出仅依据《腾退实施细则》及《情况说明》的内容，不能证明拆除行为系村民自治行为;同时，查询当地镇政府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其中载明：该村腾退工作由镇党委、政府部署，副镇长对腾退工作进行详细部署，镇村两级发挥主体作用同时，镇政府提交的《XX村它类住宅腾退实施细则》明确载明，腾退人为村委会，腾退实施人为Y公司。

　　2026年8月，B市某区法院作出(2026) X 0108行初781号《决定书》，综合案件事实和举证情况，认定现有证据可初步证明镇政府系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鉴于房屋已拆除完毕，不具有可撤销内容，判决确认镇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当直接证据难以获取时，徐会元律师通过公开信息搭建间接证据链，支撑法院在综合判断中推定“系政府行为”的结论。

　　信息公开的征求意见程序、查处申请的答复说理义务、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推定，在明律所梁红丽律师团队在不同地域的裁判中，均取得了实质性胜诉结果。团队律师各自主办的案件，虽案情各异，却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办案风格：不依赖单一突破口，而是在事实细节中逐项排查行政机关的程序漏洞与事实瑕疵;不追求表面的激烈对抗，而是用证据和法律搭建起足以说服裁判者的论证链条。

　　行政争议的解决，需要律师对每一份证据的质地保持敏感，对每一个程序环节的合规性保持警觉，对每一条法律规范的适用条件保持精准判断。梁红丽律师团队用每一起案件证明了一件事：专业不是抽象的能力标签，而是在每一个案子里把细节做到极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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