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腐朽无能”到“我大清”
“胡说”之三：“改革皇帝”还是“文革皇帝”
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他治国有方，在清前期“康乾盛世”中是个承前启后的人。就个性而言，他的勤政与果敢也是比较突出的。但电视剧为弘扬“雍正思想”而把他神话为千古一帝，甚至丑化康熙时代来突出雍正之治，则很成问题。实际上雍正的许多治绩，都有前人奠基、后人续力，其成也就不那么辉煌。
雍正打击缙绅势力，推行“一体当差”，这实际上是清初顺康之际借“奏销案”压抑缙绅并从制度上缩小其特权之举的继续。至于“摊丁入亩”，作为“并税式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只是许多实行中的一次，作为人丁税向土地税的转变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就政策本身而言，体起源于明后期“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因此史家又有把摊丁入亩称为“清代一条鞭法”者。而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只是继康熙时在广东、四川等地的试行而逐渐推广，其普行于全国已在乾、嘉乃至道光初，甚至到了清末民初，人丁负担问题也未完全解决，象陕西关中的一些县仍然是“地丁属地，差徭属人”。更不用说“并税式改革”本身就有一个“鞭（编）外有编”、简而复繁的循环律，雍正的实践并未打破这一循环。
电视剧在雍正“平定西北”问题上大加渲染。而实际上雍正时期恰恰是清前期西北边政大失败的时期，冯尔康的《雍正传》曾以《调度乖方，西北两路用兵的失败》为标题专节详述，明确指出西北大败“应当归咎于雍正调度乖方”。事实上，清朝对西北用兵起于康熙，毕于乾隆，雍正一朝虽有青海之捷，总的看来是败多于胜，无足称道的。
雍正设军机处强化皇权，也是电视剧阐释雍正思想的浓重之笔。但姑且不论这种强化在今天看来是否值得歌颂，就算值得，我国历史上，专制帝王不相信朝臣而用身边亲信秘书班子来架空“外朝”的动作，在历史上也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直到当代，不也发生过用“中央文革”架空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的事吗？——雍正的这一次有算得上什么大手笔？关键在于独夫们既什么人都不相信，又什么事都想管，只好借助亲信秘书，但秘书地位一高也就转化为新的“外朝”，下一位独夫只好又物色一个新的秘书机构来架空了。
本剧对雍正的颂扬到剧末出现一个“数字化”高潮：据说康熙末年留下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而经雍正同志大治之后，推行留下的国库存银已达5000万两矣！这数字其实是个巧妙的游戏：康熙末年国库鳟银是800万两而非700万两，但这是康熙年间的低潮而非最高数字。而雍正末年国库存银，一说三千余万，一说只有2400万两，只是在雍正五年一度达到过5000万两的最高额。编导妙笔生花，把康熙年间的最低数字（还有误）与雍正年间的最高数字变成了“康熙末”与“雍正末”，一下就把三、四倍之增扩大了七倍多！
当然，即使从800万增至2400万，也堪称伟大成就。问题在于“国库”之富不等于国民之富，朝廷之富也不就是国家之福。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古代中国，国富民穷的状况十分常见，国穷民富的情形也间或有之。两宋朝廷长期困于财政拮据，号称“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而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发现宫中藏银达7000万两之巨，比雍正时的国库要多多了。西汉末新莽朝廷灭亡时，仅集中于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之多，其数据说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而明王朝与新莽王朝都是在饿殍盈野的社会危机中爆发民变而灭亡的。按编导的逻辑，崇祯皇帝与王莽这两个亡国之君不是比雍正更伟大么？雍正时民间与康熙时相比总体如何，史无明证，但从前引雍正最欣赏的总督田文镜在河南放卫星的后果看，是很难乐观的。
电视剧极力把雍正宣传为一个“改革皇帝”，其以史喻今之意十分坦白。雍正的确敢有为，但“有为”就是“改革”么？某种变化是否能称为“改革”取决于一定的价值立场。从一个立场看来是“改革”的事情在另一个立场看来就可能是“反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时期也常讲“改革”，甚至提倡“与传统”“彻底决裂”，而他们最仇恨的“传统”便是民权、民主、民营经济。强化极权、专制与统制经济便是他们讲的“改革”。于是在“批儒评法”闹剧中一大堆“改革帝王”照耀过市，秦皇、殷纣皆成明星，雍正那时也曾被列为“法家”而与有荣焉。而作为今日改革的先声，那时中国的健康力量却发出了“秦始皇的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呼声。当时“四人帮”还把汉代《盐铁论》中力主盐铁官营、专制国家垄断经济的桑弘羊捧为“法家”、“大改革家”。而当时就有人在海外针对性地写了《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一书，认为主张民营经济的贤良文学家们才是“盐铁论战”中的改革派。
贤良文学们算不算改革派姑置不论，至少桑弘羊作为一个符号是与那时的“文革”价值观相表里，而与今日的改革相对立的。的确，既然不是在“戏说”历史，也不是在搞价值中立的纯粹考据，而是要借古喻今，那么我们只能说：所谓改革就是要弘扬民权，而不是弘扬皇权。是取向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而不是取向于“重农”抑商、专制极权。是要建立法治社会，而不是保证“以一人治天下”。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是文字狱。——而历史上的“真雍正”与今天的《雍正王朝》，究竟是取向于上述两个方向中的哪一个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雍正王朝》实际上比“真雍正”还“雍正”，这又是为什么呢？
即使排除借古喻今，纯就历史上的真雍正而论，我们也要看到胤禛的时代毕竟已不同于秦始皇、桑弘羊之时。从全球论，雍正的时代英、荷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美、法的革命也已在酝酿中。从中国论，明清之际中国已出现所谓“启蒙思想”，即真正的改革思想，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提出以“众治”代“独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私一人”。相形之下，胤禛那种连传统儒家规范推行都嫌专制的不够、而赤裸裸要求“以一人治天下”的独夫言行居然也被称为“改革”，这岂不是对改革概念的大亵渎？
看着《雍正王朝》，我有一种回到“文革”时代的感觉。此剧“影射失学”式的“胡说”方式，“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法，以及指导其编造“历史”的“法家史观”和夸张“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叙述模式，都与“文革”时如出一辙。“文革”时夸奖秦始皇坑儒，《雍正王朝》则表彰胤禛镇压“科甲朋党”。“文革”时夸奖秦始皇焚书，而雍正正是文字狱的行家。“法家”最恨儒生议政而主张“以吏为师”，《雍正王朝》也攻击清流坏事而主张家奴治国、酷吏治国。“法家”崇尚法、术、势，而雍正恰是清帝中最精于阴谋与权术之道的。“法家”与雍正都最讨厌儒家宽仁之说以为妨碍专制，而“文革”中对“法家”的惟一批评则是嫌其还是过分宽容，“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多个儒，镇压反革命不彻底。”《雍正王朝》同样是比“真雍正”更雍正，多次通过剧中人之口埋怨皇上对曾静、胤禩等政敌太宽仁了！
“文革”中曾经大捧“法家”的“上农除末”、唯重“耕战”、“盐铁官营”、“利出一孔”的经济统制政策，以配合现实中的关闭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而雍正在清帝中也正是最强调重农抑商的。他曾宣称农民最贵，不仅工商下贱，连“不肖士人”（这也反映了他对“读书人”的轻视）也不如农，因此创为“老农总吏”之制，选拔模范“老农”授予八品顶戴，结果在专制制度下只选出了一批作恶乡里的村霸。在农业政策上雍正只重粮食，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结果导致一些地方官府强行毁掉已种的经济作物令农民改种粮食，致使因失农时而绝收。雍正使政府干预强行进入传统时代一般不进入的农户经营中，导致了破坏性的结果。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雍正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他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这样摧残工商、禁锢市场、统制农业的强硬政策，在有清一代也属保守，而且效果也极坏。
与其他“新政”不同，电视剧对雍正的这些作为避而不谈——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毕竟已搞了20多年了！——但这些行为不也很合乎“法家史观”中的“文革皇帝”模式么？
总之，若说电视剧宣传的是“改革皇帝”，那么“四人帮”大概就成了最典型的“改革派”——而我们这20年做的又算什么？
显然，《雍正王朝》宣扬的与其说是“改革皇帝”，勿宁说是“文革皇帝”。而究其实，则是宣扬封建主义，而且是比封建传统中的儒家更为极端的专制极权主义。20多年前，这种祸害曾伴随着所谓的“法家帝王”的幽灵给我们带来浩劫。改革20年了，我们却又一次看到“法家史观”指导下拍出的“胡说雍正”。而且是盗“改革”之名，打着“第三代”的旗号俨然以“主旋律”自居，这真让人感到愕然！
无疑，《雍正王朝》的收视是相当火爆的。考其原因，除了声势、频道、时段上的优势外，我以为有两条：
首先是人们已经厌烦了泛滥已久的“戏说”式宫廷剧，因而对于风格迥异的“胡说雍正”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部片子也的确拍的很精心，可看性强，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当然就这一点而论，许多观众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新式的“另类戏说”片，以消遣之心观看的，他们未必体会到“胡说”者表达的“微言大义”。正如近年来“样板戏”、“红太阳”的一度走红未必意味着人们认同“文革”一样。
其次，经历20多年后我们的改革已进入微妙阶段，利益调整剧烈，公正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增加，不确定因素增多，人们心理易于失衡，加上某种文化积淀的作用，人们隐约产生了对某种“改革皇帝”的期待，期待他能以铁腕扫清积弊，带领人们走出八卦阵，赐予社会以公平与安宁。而电视剧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但就这一点而论，“胡说雍正现象“便令人担忧：人们难道真能指望一个雍正式的人物来拯救自己与社会吗？
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社会不会有真正的进步。民主，带来的可能是政客一味顺应民情。但权贵固然常常是错的，群情也未必一定是对的。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于不仅要不畏权贵，而且要不畏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