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先生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吴先生对战后在中国两大势力的斗争，一直满怀信心地站在进步势力的一边。1946年8月10日他在《天风》复刊词中说到世界在急剧地变化时认为，基督教的使命是“要在进步革命的历程中做动力、做面酵、做光、做盐”。然而他发现，“基督教的崇高理想，可以变成反对进步的借口，维持现状的掩护，逃避现实的托辞。事实上，有组织的基督教，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下，已经走入这条歧路，这是基督教的危机。”
1947年7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请吴先生演讲，他以《基督教与思想冲突》为题指出，当时世界的主要问题就是国际间的不平等和社会间的不平等，他说：“有组织的基督教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是和这两种罪恶结成不解之缘的；从历史方面说，对这两种罪恶的造成，它至少要负一部分责任。”
吴先生在分析当时斗争形势的文章中，劝导基督徒不要“固步自封”，他说：“在这变革的时代里，我们应当不惮烦地强调耶稣的教训：‘你们要认识真理’。现在一般基督徒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固步自封’，存在着牢不可破的成见，不肯把视线展开，以广阔新鲜的观点看看世界的动向，听听别人的言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肯虚心，不肯把真理当作导师……他将会变成偏狭自私，把局部片面的东西当作真理。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中，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一件可怕的事。”
这些演说和文章，反映了吴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思想，他高瞻远瞩，看到时代发展的方向和远景。他热爱基督教，但对当时有组织的基督教又是那样地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成为将被推翻的旧势力的辩护人而深感忧虑。
1948年复活节，吴先生在《天风》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中指出：“在中国，两个对立力量的斗争正面临着具有决定性的阶段。”“在这个严重的关头中，中国基督教处境是可悲的。中国基督教的传统，主要的是英美基督教的传统。中国基督教处境的信仰与思想，几乎就是美国式基督教翻版。如果我们的思想路线是和现在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路线一样的，我们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基督教的历史悲剧，就在这里：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它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保守的力量。美国已经变成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在这个历史悲剧进行当中，基督教不但没有本着先知的精神提出抗议，反而与这个反动的计划几乎完全打成一片。”吴先生的文章，表达了他对当时基督教的忧虑，而这振聋发聩的呼声，又震撼了美国差会和传教士。为了保持它们对中国基督教的控制，妄图扼杀中国基督教的正义呼声，它们迫使吴先生辞去天风社社长的职务。
解放前，有些熟悉的同工按吴耀宗先生名字的谐音称他为“午夜钟” 。在旧社会的漫漫长夜里，吴先生写过大量文章，作过无数次演讲，为迎接黎明，发出了宏亮而醒人的钟声。
解放了，中国从黑暗到光明。
1949年吴耀宗先生代表宗教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他代表宗教界在大会以“对于人民政协会议三大文件的拥护”为题的发言中说：“我们宗教信徒能够参加这次新中国建设的伟业，是一件荣幸的事，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在新中国建设的计划中，宗教占有了它所应当占有的地位，在共同纲领里面，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是确定了的。我们也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把宗教里面腐恶的传统的和它过去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的联系根本铲除。我们不但要在宗教里面做消毒的工作，也要把宗教的积极作用发挥光大。追求真理，服务人群，是一切高级宗教的共同目标。我们愿意为这共同目标的实现而奋斗。”
吴先生热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对《共同纲领》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感到高兴。同时他对有些地方教会发生的问题深为关切。又鉴于在解放前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基督教里散布了许多诬蔑攻击共产党的谣言，使不少基督徒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存在怀疑和顾虑。全国政协会议后，他同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吴高梓等组织基督教访问团到浙江、江苏、山东、山西、陕西等地访问，传达政协会议和《共同纲领》，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了解各地教会的情况，各地也反映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1950年5月访问团到达北京，吴先生要求会见周恩来总理，目的是反映各地教会的困难，想请人民政府发一个保护教会的“告示”，认为这样可以解决教会的问题，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周总理对代表团的反映很重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先后同代表团作了三次长谈，在仔细听取吴先生和代表团成员以及北京、天津基督教领导人的意见后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分不开的。解放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基督教破坏新中国。中国基督教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实现独立自主。当代表团把基督教过去多年来提倡而未能实现的自治、自养、自传（即“三自”）的理想告诉周总理时，周总理很赞同三自，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循的途径。周总理还指出，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信仰上应该互相尊重，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合作的基础是《共同纲领》。
周总理的谈话给代表团很大启发。吴先生认为这次周总理的清楚分析，给代表团一个鲜明的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这是基督教在新中国必须首先解决的主要问题。
吴先生回到上海，就同基督教领袖研究如何表明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的政治立场问题。他起草了一个文件，广泛征求全国基督教负责人的意见。对此，反映的意见建议很多，也有的人提出要删掉基督教同帝国主义有关系的内容。吴先生认为这句话是宣言的主要思想，坚持原则，不能删改，并耐心进行解释说明。文件根据各方意见建议，经过八次修改，最后写成《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宣言》在肯定过去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曾经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发生了关系。由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们也会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它们挑拨离间，企图在中国制造反动力量的阴谋。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的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所以发表这个文件。并号召广大信徒要“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又号召各教会、团体，“应立即拟定具体计划，在最短期间，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
1950年7月28日，由吴耀宗先生等40位基督教领导人联名发起《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在致《全国同道的信》中指出：“这篇宣言是中国基督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前途和它的发展，也有异常重要的关系。如果你赞成这篇宣言，就请你签名。”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整版篇幅全文刊登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和全国1527位基督教教会及团体人士的签名，同时发表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表示“全国人民当与全国绝大多数爱国的基督徒一样，对这篇宣言表示热忱的欢迎”。从此，在新中国掀起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也以这一天作为三自爱国运动发起的纪念日。
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中，为开展三自革新运动，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推选吴耀宗先生为主席。在全国各界人民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的高潮中，1951–1953年，全国和各地基督教教会和团体也掀起了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罪行的高潮，大家引用帝国主义国家官员和外国传教士自己的文章、讲话，以及中国基督徒的亲身经历等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控诉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它揭露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传教运动进行侵略的严重罪行，使中国基督徒受到很大教育，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觉醒。控诉运动也震撼了国际基督教界，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评估传教运动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关系所造成的损害。控诉运动也促进了第三世界基督教界的觉醒，看到帝国主义利用传教运动进行侵略的关系。
1954年举行了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吴先生的报告在肯定三自运动四年来取得成绩的同时，针对有些人对三自革新运动名称中“革新”二字有顾虑，怕干涉自己的宗教信仰，对运动采取观望态度，为了更广泛团结全国基督教徒，吴先生建议将“三自革新运动”改为“三自爱国运动”。建议不但得到与会全体代表的赞同，也得到广大信徒的拥护。会议选举吴先生为新成立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全国三自）主席，以后又连选连任，直到1979年9月17日蒙召归天。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吴耀宗先生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后第二、三、四届都连选连任。
1956年，吴先生在全国三自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经过六年的三自爱国运动，“中国教会已经脱离差会的关系，成为中国教徒自己管理的教会”；并提出中国基督徒在新时代中，一是要实现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二是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三是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在报告中吴先生还深有体会地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废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仇视人的道路；是实行互助合作，平等友爱、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道路。”“中国人民所努力实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公义的、仁爱的、处处符合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社会主义制度。难道我们基督徒还有什么理由不拥护这样的社会制度，反而欢迎那已经死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吗?”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建设好中国教会，报告还提出扩大团结、做好自治自养自传、出版、神学研究、培养人才等十项任务。
1958年吴先生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发言中，谈到基督教如何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时说：“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基督徒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得到众人的喜悦，教会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信与不信的矛盾就能得到更好的处理。”他热情洋溢地说：“在今天令人鼓舞的新形势中，我们基督徒应当以百倍的热情、百倍的信心，拿出最大的力量，同全国人民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为全国人民造福、也为全体人类造福的社会主义国家。”
吴先生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也关心教会建设，他每年到各地视察、访问，既视察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也访问教会，了解教会的情况。对于教会存在的问题，以及经常收到有关宗教政策问题的反映，他都转给政府有关部门，要求调查核实，妥善处理，予以解决。他在1958年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中说：“这几年来，我们对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个政策不但在宪法里明文规定，也得到政府大力的贯彻和执行。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真实性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在有些地方，宗教政策在执行上还存在着一些偏差；但这只是宗教政策在执行上的问题，而不是宗教政策本身的问题，而且这些偏差已经逐渐得到改正。”
吴先生发起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摆脱了外国传教差会对中国教会的控制，帮助广大基督徒认清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罪行；把一个为帝国主义利用侵略中国的“洋教”，改变成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办、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坚持在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加强在爱国爱教基础上的团结；鼓励广大基督徒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要建成一个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相称的教会。这一切，就是要使中国基督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对教会和一切文化事业的摧残，并未动摇吴先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共产党领导、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信念。1975年全国人大开会前夕，那时教会仍被关闭，吴先生对我们说：“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但如果没有教会活动，又怎能说是宗教信仰自由呢?”他说，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时一定要问问周总理。这些话，表明了吴先生在受逼迫的情况下，还是奋不顾身地为维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而奋斗。只是由于当时周总理已经病重，使他未能找到同周总理会谈的机会。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吴先生即嘱刘良模、施如璋和我一起到他家里去，大家都很悲痛。吴先生说，他一早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后，立即发了一份唁电给邓颖超同志。我们谈到当时的政局，吴先生说：“现在的问题是谁当总理?我看只有邓小平，他这一年来主持中央工作各方面都很有成绩，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想干，如王洪文，我看他年纪太轻，不孚众望。张春桥这个人有野心，不能当总理。”吴耀宗这样鲜明的态度，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大家都会意地点头。但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之际，这些话一旦传出去，对吴先生是很危险的，为了保护他，我们都没有向别人透露过。
这年的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逝世了。当我们又遵嘱到吴先生家的时候，吴先生很自然地又谈到人大委员长的继任人选问题，他感到很为难，他说：“王洪文年纪太轻，姚文元不必说了，张春桥有野心，这个人是不行的。最好能有一位有威望的人来当，不知叶剑英如何?”吴先生又一次说“张春桥有野心”，表明在“四人帮”横行的局势下，他始终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我们听后都很佩服。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前，为了修改1975年“四人帮”横行时所改过的宪法，在上海征集意见。当时，吴先生已生病住院，但他仍亲笔写下书面意见，委托刘良模在会上提出，对1975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提法提出批评，建议恢复原来宪法“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以后我们参加全国政协的几位同工也在会上提出修改意见，但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尚未肃清，在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修改的宪法中，有关宗教政策的条文未能修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全国人大、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时，吴先生因病重不能参加，我们去医院看望他，吴先生仍嘱咐我们要在会上对这一宗教政策条文继续提出修改意见。由此可以看到，吴先生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消除“四人帮”的残余影响，为维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为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为维护我们国家的国际威望而努力。
经过全国人大，政协五届二、三、四次会议的讨论，我们都为修改1975年宪法有关宗教政策的规定积极提意见、提提案。
1982年4月宪法修改草案向全国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在征集全国人民意见后，同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其中第36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这个规定，超过了我们的愿望与要求，我们都非常满意。特别是增加最后一个条款，彭真同志在说明中说：“中国的宗教应由中国的宗教信徒自传、自治、自养，草案为此规定‘宗教不受外国的支配’。”对我们基督教来说，这既是党和国家对三自爱国运动的肯定和支持；又是维护我们宗教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宪法保证。新宪法通过时吴先生已离开了我们，我们相信，他一生坚持的三自爱国运动，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努力是完全实现了。
50年代初三自爱国运动发起的时候，外国教会许多人对我们很不理解，不少人持敌视和反对态度。经过三十多年的反思，特别是80年代初，许多外国教会人士访问我国教会后，态度有所改变。许多外国全国性教会机构在通过同中国教会关系的决议中，承认“西方基督教的传教运动是西方为统治中国及其社会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传教运动和帝国主义的历史性联系，损害了它对基督教的见证”；“50年代成立三自运动，自治、自养、自传这三条付诸实施，教会就变成了中国的教会”，从而改变了原来“洋教”的面貌；他们“肯定中国教会的自主”，认为“要尊重三自的原则”，“海外基督徒应该尊重中国基督徒在他们的人民中所做的努力，不要企图再恢复旧时代的传教事业”。
英国前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说：“每个国家的教会应当用自己语言来赞美基督，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吸取营养。十六世纪英国改教运动坚持本国教会的独立和自治，成立圣公会，所搞的正是三自运动。”“中国人民正在为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努力，三自爱国运动旨在保证基督教在其中能起积极作用，我希望，谁也不要做任何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的事。”说明坚持三自爱国原则的中国教会正在赢得世界各国友好教会人士的尊重和赞赏。
吴耀宗先生的一生，是与时俱进，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他信仰虔诚，学识渊博，对神学、哲学、社会科学造诣很深，他思想敏锐，高瞻远瞩，是基督教界深受敬佩的思想家。他热情坦率，平易近人，是深受青年爱戴的良师益友。许多人都从他的言行中受到教益。国际友人文幼章回忆在成都同吴先生相处时动情地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高尚的基督徒，他对我的一生发生了深远影响。”与吴先生在青年会同事多年，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文革”后兼任广学会、联合书局总干事的江文汉说：“基督教的青年朋友们不少受过他终身难忘的影响。我的宗教思想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教益。”
今天，当全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这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教会的基督徒的楷模。我们将继续沿着吴先生创始的三自爱国运动的方向，坚持按三自爱国原则办好教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为维护社会稳定，为促进祖国统一，为开展国际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使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更相适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