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先生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创始人吴耀宗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理想的追求者，不满现状，努力进步，勇于改革，在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后接受了基督教。为了献身基督教事业，他在1920年毅然脱离当时待遇优厚的海关，进北京青年会任学生干事。1924年到纽约协和神学院读神学，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1927年回国，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主任干事。
1921年吴先生参加“唯爱社”，热衷于“唯爱主义”。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基督教的一种思潮，要把耶稣爱的福音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反对一切战争，认为可以用爱来改造社会。1931年吴耀宗先生兼任《唯爱》双月刊的主编，写了许多有关“唯爱主义”的文章。但他也感到，“我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唯爱的社会，但是社会改造，谈何容易!”
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吴先生激于民族义愤，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李公朴、黄炎培、邹韬奋等一起商谈青年救国问题。从此走上抗日救亡运动的道路。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华北五省，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激起全国人民公愤。吴先生同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和男女青年会干事邓裕志、刘良模等28位爱国的基督教人士在12月20日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宣告“我们站在真理的立场，主张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对于分裂领土的企图，对于欺骗麻醉的手段，对于一切的威胁与压迫，坚决地作英勇的反抗。……我们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我们决定尽我们的力量，去作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
同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很快发展为全国学生的救亡运动。吴先生在1936年元旦就敏锐地指出，“现在的学生运动，只是全国民众反抗运动的开端。学生运动所以有这样的号召力量，是因为它代表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进一步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上海各界人民纷纷成立各界的救国会，吴先生参加了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同年各地救亡团体在上海筹组全国性组织，借吴先生工作的博物院路（现虎丘路）131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会议室，在5月31日至6月1日举行会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此期间，吴先生同一批基督教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各界救亡运动领导人有广泛联系。
1936年12月吴先生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太平洋宗教学会邀请去美国演讲，他在全美44所大学演说123次，听众达25000余人，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呼吁美国人民和国际力量对日本进行制裁，并为营救当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七君子”，（即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争取国际支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先生正在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直到1938年3月回国。当时上海已沦陷，日本侵略军尚未进入在英、法控制下的租界被称为“孤岛”，人民群众还可进行某些较隐蔽的抗日活动。吴先生回到上海，参加胡愈之、王任叔等组织的“星二座谈会”，参加者有各界人士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陈鹤琴、严景耀等，还有基督教人士刘湛恩、孙瑞璜、王国秀、陈巳生、沈体兰、蔡葵、江文汉、杨怀生等。每星期二晚在八仙桥青年会聚餐，讨论分析抗战形势，汇报各界抗日活动情况，并根据当时的条件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支持出版各种进步书刊等。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宣传抗战，并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医药器材、经费等。以后在上海设立“保卫中国大同盟分会”，由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美国干事耿丽淑(Talitha A.Gerlach)主持，参加分会的人有吴先生、吴大琨、沈体兰等。分会主要根据香港“同盟”指示，除接应国外寄来的募捐品转送前线外，还在上海开展募捐活动，如举办义演、义卖、发动捐寒衣等。
1938年5月，吴先生离上海去内地访问基督教青年会。在武汉时，为了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对宗教的态度，吴先生希望见到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不意周恩来同吴玉章竟到青年会来看望他。这次谈话内容很广，涉及抗战形势、国共合作、中国革命和宗教问题。周恩来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吴先生后来常同我们谈起他第一次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对他在政治上的帮助很大。
1941年夏，吴先生去四川讲学，同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吴先生滞留成都，从事写作和翻译基督教著作，并经常发表文章和演讲，联系当时形势，阐明基督教教义，抨击国民党政府腐败独裁，引导青年追求光明，与黑暗邪恶势力作斗争，为创造民主的新国家和公义的新社会而奋斗。他热情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用热爱人民、坚持正义的言行对青年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深受教内外青年学生的敬重和爱戴，成为他们衷心信赖的导师，称他的住所是“民主之家”。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为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内战。1945年冬，反动派为镇压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在昆明殴打、杀害学生，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成都华西坝各大学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吴先生、沈体兰和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昂首挺胸，参加了学生的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反对反动派独裁卖国!”“要民主、自由、和平，不要内战!”“严惩刽子手!”等口号。
文幼章回忆吴先生在成都时，曾在一次演讲中坦率地告诫一批外国传教士说：“你们有没有严肃认真地去了解学生们提出的口号，抗议蒋介石的腐败与压迫?你们是否知道我们大多数人民对于重新发动内战所造成的威胁的感觉如何?如果你们没有看到人民事业的正义性，你们必须明白，当旧秩序垮台时––这是必然发生的，你们势必和它一同垮台。你们企图避免采取一种政治立场，这只是一个幻想。袖手旁观就是一种政治立场；这种做法就是支持旧秩序。你们中间甚至有些人为外国帮助扶植蒋政府进行辩护。你们这样做就是使中国基督徒思想混乱，而且制造更多的困难，阻挠教会适应于即将来临的新秩序。”这些话铿锵有力，大义凛然!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吴先生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吴先生于1946年5月回到上海。当时，正是蒋介石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前夜，是人民群众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运动的高潮。吴先生积极投入群众运动中。为了制止内战，上海50多个人民团体推派了吴先生、马叙伦、篑延芳、胡厥文、阎宝航、雷洁琼、盛丕华、陈震中等11位代表于6月23日去南京向国民党呼吁和平。为欢送代表团，全市5万多人在北火车站举行大会，广场上“要和平、反内战”的口号和歌声此起彼伏。代表团起程后，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竟遭到国民党特务包围毒打。在危急时，代表团秘书罗叔章把吴先生拉到餐室，幸免于难。受伤代表住医院治疗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等都去慰问。休息两天后，代表团去见美国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的特使马歇尔时，严正表示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坚决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马歇尔显得很不高兴。蒋介石拒绝接见代表团，只让篑延芳一人前去谈了几分钟话，横暴恣肆，含血喷人，把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代表团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受到周恩来、滕代远等热情接待。蒋介石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更从反面给吴先生等民主人士以深刻教育，也在全国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其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真面目。
这段时期，吴先生还常到各大学演讲，热情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赞扬他们“不只在抢救教育危机，并且抢救国家的危机，它所反对的不只是教育与学校本身的腐败，也反对暴虐政治、残酷内战以及祸国殃民、丧权辱国的罪行。……学生不讲话，恐怕石头也要喊出来了。”他说：“不论目前政局如何沉闷，光明终会到来，要坚持下去，奋斗下去，最后终能迎接新时代的来临。”
1947年“五·二○”国民党政府在南京镇压学生惨案发生后，5月26日国民党军队又包围上海交通大学，交大学生青年会的学生打电话给吴先生求援。他立即邀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上海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一同去交大，我当时是上海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也一同前去。但见交大门口军警荷枪实弹，还有装甲车等。吴先生等进去时，学生代表正与市长吴国桢辩论，强烈要求吴国桢释放全体被捕学生，严惩殴打学生的凶手，受伤学生急需治疗，军警未得校方许可不得进入校内等。吴国桢对学生的正义要求理屈词穷，在见到吴先生等前来后，就表示同意。学生要吴国桢签字，并请吴先生、涂羽卿、陆干臣3人签字作证人，使一场迫在眉睫的血腥镇压得以缓解。
当时吴先生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并担任他在1945年创办的基督教刊物《天风》主编。他除积极参加进步群众运动外，更关心中国基督教的问题。
在全国人民反独裁、争民主风起云涌的斗争的历程中，为了帮助基督教人士认清形势，辨别是非，1946年吴先生回上海后，积极参加由涂羽卿、陆干臣、孙瑞璜、王国秀、杨怀生、陈巳生、沈体兰、丁光训等在1945年胜利后发起组织的“中国基督徒民主研究会”，罗冠宗任执行干事。主要活动是为各教会、团体负责人组织演讲会和座谈会，请进步人士如阎宝航、杨卫玉、孙启孟等来讲时事形势和参加反独裁、争民主斗争的经历。后来，由于形势恶化改由吴先生、沈体兰、陈巳生、陆干臣、杨怀生、涂羽卿、孙瑞璜、王国秀等组成的理事会每月轮流在各人家中以聚餐的方式，请黄炎培、章伯钧等民主运动领导人来参加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