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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庭同志战斗的一生

 

    李光庭,1906年出生于贵州松桃县寨冠村一个贫农家庭,家境贫寒,生活艰苦。光庭自幼聪颖过人,好胜调皮。在家乡读过两年私塾之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上学,即由其父安排去学裁缝,即当学徒。

    1925年10月,贺龙部队进驻铜仁,在铜仁收编和招募士兵,扩大武装。光庭对于贺龙为穷人打天下、两把菜刀闹革命、打富济贫的种种传说早已耳闻,乘贺龙的第二次扩军,他毅然报名参加了贺龙的部队。

    1926年6月,贺龙率部在铜仁誓师北伐,挥军直抵湖南。同年8月,进驻常德。这个月下旬,周逸群受中国共产党派遣,率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到常德,并任贺龙部队政治部主任。

    北伐战争中,贺龙部队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部主任。李光庭也由士兵提升为班长。此后,光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的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后,李光庭到黔籍将领李晓炎扩编的第四十三军,任上尉连长。1930年,谢彬的八十五师在黔东收编李晓炎余部时,李光庭也在收编之列。李光庭被任命为教导大队的中尉助理教官,负责射击、劈刺、投弹和制式教练等课目训练。

    八十五师在汉口设有办事处,唐寿南任该办事处主任。唐寿南是贵州凯里人,黄浦军校五期学生,中校军衔。通过他的推荐和介绍,舒保初、王毅(即王芸生)等都来到八十五师。王毅被编入军士教导大队,后舒保初被师部保送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研究班学习并由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冷少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仍回八十五师,任军士教导大队第一中队区队长。

    舒保初到教导大队后,积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党支部。经过一段时期的接触和了解之后,舒保初先后发展了李光庭、黄克勤、莫德维、宋应达、周庭贤、郭绍藩等十几人为中共党员,同时建立了党支部,舒保初任支部书记。

    经过舒保初充分地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准备之后,在教导大队很快形成了一批骨干力量。而当时的国内斗争形势,由于中共中央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所统治,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损失很大,急需扩大红军队伍。

    面对这种严峻的革命形势,舒保初等人经周密计划和研究,准备击毙师长谢彬,领导八十五师官兵起义,参加红军。但是,正当这一行动部署即将就绪的时候,被郭绍藩叛变告密(解放初,郭绍藩被公安部门逮捕审讯后,在松桃枪决),除李光庭、喻雷、王毅等人闻讯连夜逃跑外,舒保初等十余人均被谢彬逮捕,用刺刀杀害于崇阳城外的小河边,壮烈牺牲。这就是当时震惊湖北的“崇阳惨案”。

    唐寿南因“兵变”问题有牵连,在八十五师不能立足,离开该师辗转到湖南洪江。正巧,李光庭、喻雷、王毅等人先后也到洪江与唐寿南会面,战友重逢,欣喜万分。交谈中,李光庭不因起义失败而灰心。号召同志们回贵州继续革命,得到大家的赞同,唐寿南也积极支持。唐家庭殷实富裕,愿为革命提供物资和经济上的支持,并建议回贵州以黔东南的凯里为活动中心,开展工作。不久,李、唐等人分别到达凯里,继续坚持革命活动。

    李光庭等人,在失去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活动于炉山、雷山、台江、黄平、镇远、麻江、剑河等县,深入到民间武装势力和广大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劳苦大众之中,利用各种形式,积蓄抗日反蒋的力量。他们先在凯里魁星阁、以唐明贤(唐寿南的侄儿)、顾永祥、李长和、杨再元等,后又在台江文昌宫,以肖洪青、杨炳成等为核心,与数十人的进步青年,盟誓革命。

    1933年,李光庭、唐寿南、王毅、喻雷研究开展兵运工作,试图建立武装。唐寿南同杨玉清、陈学海、黄玉如打入王家烈部的黔东南边区张元勋司令部,唐任参谋长兼二团团长。李光庭同肖洪青等打入该部特务团,李任该团副官。王毅、喻雷、陈中林也进入该部开展工作。后来,因形势变化,开展活动不利,都被迫相继离开。

    1934年1月,贵州地下党毕节支部建立,之后,由于情况和环境不利,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同志被迫转移到安顺、贵阳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当李光庭等获悉这一情况后,即分赴贵阳、安顺、镇宁等地,寻找党的组织。王毅是毕节县人,回毕节去找秦天真同志,未遇。这年秋冬,他到贵阳与秦天真取得联系,汇报了他们在凯里地区活动的情况。年底,经王毅联络,秦天真在安顺同李光庭、喻雷会面,并代表党组织重新接收李光庭、喻雷、王毅为中共党员。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期间,中共贵州省工委经中央批准成立,林青同志为书记,省工委委员有邓止戈、秦天真。省工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党的活动重点,除安顺地区之外,也包括黔东南凯里、雷公山地区。同时决定抓好党的武装工作。据此精神,省工委批准李光庭、喻雷、王毅、丁沛生、宁仿陶、张恒兹组成军事小组,李光庭任组长,在省工委委员秦天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同地方工作发生联系。

    省工委军事小组在安顺地区开展一段时间兵运工作,红军北上抗日以后,李光庭等的工作又转为以凯里为重点。

    贵阳男师学生李长青,是男师中加入中共较早的党员,由于与男师被捕的学生有往来,引起敌人注意,为防止被逮,回到家乡凯里,经组织介绍同李光庭取得联系。此时,在凯里活动的地下党员逐渐增多,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经省工委批准,于1935年农历冬月,在李长青家楼上秘密成立了凯里地下党小组,李光庭、李长青为负责人,成员有喻雷、王毅等。

    1936年夏,秦天真赴黔桂边境的广西六寨,做争取穆守先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工作,并把贵州地下党的领导中心移到六寨。李光庭安排王毅向秦天真汇报凯里地下党的活动,特别是武装工作情况:李光庭负责全面军事工作,喻雷、王毅分赴雷山、台江等地,进行民间武装力量的争取和改造工作,已拥有直接指挥或可利用的反蒋抗日民间武装力量五百余人枪。秦天真肯定了凯里地下党小组的工作成绩,并明确指出要在黔东南地区大力开展武装工作,把雷公山作为武装活动据点。

    王毅回到凯里后,向李光庭等汇报了天真同志的指示。之后,他们召集顾永祥、李长和、陈松禄、孙孔庸、任克亮、韩世香等人开会,认真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并确定了以榕江、锦屏、剑河、台江为游击区,以及部署了在雷公山建立武装根据地的行动计划。

    按照这一行动计划,他们进行了认真准备,曾两次组织武装集结雷公山坪,因种种原因,凯里地下党的这两次军事行动,未取得成功。但这在中共贵州地下党的历史上确占有辉煌的篇章,是党领导的黔东南地区武装斗争的一个创举。李光庭、李长青等革命武装斗争的勇敢尝试,意义是很深远的。

    解放战争时期,为更好开展革命斗争,1946年,李光庭等人商议,派李长青去重庆寻找党组织,同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袁超俊取得联系。袁向李长青传达了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为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家乡的解放,李光庭、李长青常以商贩的身份往返于贵阳、凯里、雷山等地,了解情况,布置工作。

    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展开,在国民党军队处于崩溃的情况下,李光庭在1948年秋利用关系打入炉山县保警大队任中队长,他把原来党的骨干力量闵孝廉、胥荣亮、吴锦先、杨继和等分别安排在部队当文书和班长。对保警队的三名分队长作了调整,由金先华任第三分队长。从而使这个中队基本上掌握在李光庭手中。

    在此期间,经李长青的关系,李光庭结识了孙鸿涛。孙是李长青在贵阳男师读书时的同学,炉山县人,1944年底,任炉山县政府主任秘书。1948年,孙鸿涛的住宅成为党的秘密聚点,参加聚会的有李光庭、李长青、孙鸿涛、陈松禄等人。除学习相关文件之外,还对工作进行部署。

    在尽量争取掌握炉山境内的武装力量方面,其分工是:李光庭掌握和控制炉山县保警大队,有人枪一百八十,装备较好。孙鸿涛掌握炉山县清平民卫大队,有人枪三百,此外,孙还负责争取瓮项民间武装领导人杨跃宗,有人枪数十。李长青、陈松禄则在凯里组织发动群众,配合武装斗争。

    李光庭等同志在抓武装斗争,迎接解放的同时,还积极做争取、策动麻江、台江两县国民党的党、政、军负责人起义的工作。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几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这时,艾玉章随贵州省检查团到炉山搞检查,他私下与孙鸿涛会面,想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考虑今后的“去从”问题,并探询通往地下党的途径。孙鸿涛将此情况向李光庭作了汇报。光庭考虑到艾出于诚意,并非敷衍和虚情假意,便在孙寓秘密会见了他,向他宣传我党的政策,欢迎他弃暗投明,为人民立功。由于李光庭的耐心说服动员,使艾玉章了解党的政策,解除顾虑。因而,他后来任麻江县长时毅然宣布起义,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

    1949年2月,台江县长包和麟要孙鸿涛担任该县的主任秘书,孙向光庭汇报后,光庭分析孙去台江任职是有利的。孙鸿涛到台江任县政府主任秘书之后,对包晓之大义,动之以情,帮助他消除幻想,认清形势和出路,使包和麟后来率台江县地方武装起义,迎接解放。

    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势如破竹,随着解放大军从湘入黔,夺取镇远,国民党贵州驻军节节溃逃。1949年10月,王毅从毕节经贵阳到达炉山,李光庭、李长青等人会见,商研如何迎接解放的大事。会议上决定,孙鸿涛、王毅到炉山县清平民卫大队,向大队长陈鹏、副大队长罗平礼讲明形势,交待政策,他二人听后表示愿意弃暗投明,接受孙、王领导,于是将清平民卫大队撤出县城到了万潮老鸦山,使炉山县伪县长冯绍棠死守炉山县城的计划破灭。李光庭则率保警大队到凯里驻扎待命。

    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向炉山行进。孙鸿涛、王毅到城外与解放军接头,受到解放军首长的热情接待。第二天,孙、王二人率清平民卫大队三百余人枪从老鸦山到达炉山,将队伍交给了炉山县委。
以崔芳亭为书记的炉山县委进驻炉山后,当晚,崔芳亭、孙紫芳(炉山县长)、谢吉魁(县公安局长)代表炉山县委,与地下党李光庭、李长青、王毅等同志胜利会师。

    光庭与崔芳亭等胜利会师后,又返凯里率炉山县保警大队一百八十余人枪到达炉山,将部队移交给中共炉山县委,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一年的11月17日,被中央任命为中共贵州省委委员、贵阳市委书记、新中国首任市长的秦天真与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徐运北途经炉山,在炉山县委歇息。当秦天真得知李光庭在凯里地区艰苦奋战、坚持革命斗争时,心中无比高兴,但因急于去接管贵阳市,给李光庭等人写了三条指示:一是要协助炉山县委解决炉山县全境的国民党武装,接管各乡镇政权。二是要筹备粮食。三是完成任务后,李光庭到贵阳工作。

    李光庭完成了组织上布置的任务后,与王毅一起,回到贵阳。鉴于当时贵阳刚解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还比较猖狂,社会治安也差。经党组织认真研究决定,李光庭的党员身份暂不公开,在贵阳市小十字以开设“利中烟行”为掩护,掌握敌情动态,保卫省城贵阳。

    1950年5月13日,李光庭得到情报,贵阳北郊小关,藏有大土匪头目曹绍华放置的汽油。汽油在当时是十分紧缺的物资。李光庭决定与罗克明、王毅、高昌谋几人到小关寨查明情况,不幸落入匪徒的包围圈,惨遭杀害。

    李光庭虽然牺牲了,但他做到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光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赤胆忠诚,无私奉献。不管是多么艰苦的岁月,前进中遇到艰难险阻,他都怀着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坚信革命的胜利,矢志不移,顽强斗争,经历过血与火的磨炼,渡过了重重难关,为凯里地下党的创建,为武装斗争和营救自己的战友,为贵州的解放,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已载入史册,英名永存,光照千秋。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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