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10月11日推出《伤感季节： 哦！渐行渐远的那朵月亮花》一文后，热心网友月亮山人向我们推荐这篇月亮山姊妹篇。读之，无不为月亮山之美所倾倒——

:



    古树，古井，古道，古寨，古老的歌舞。走进摆拉，一个古老苗寨的气息迎面而来。摆拉是月亮山最早迁入的一个部落，在他们之前的月亮山是否有人居住，没有传说没有遗迹，就连他们的祖宗是什么时候迁来的，他们也说不清。有一首古歌说他们是从方先（古州，榕江县城）迁来的。

    古州还有个苗名叫嘎良，传阅苗民从东方迁来，进入黔东南第一站，就在这个地方。《焚巾曲》（王秀盈整理）这样唱道：                         

                                   从前那从前，
                                   苗寨逃灾祸，
                                   迁来此落脚，
                                   砍山种荞稞。
                                   迈开大人步，
                                   走拢板栗坡，
                                   通向方先河，
                                   下到方先河，
                                   走拢方先河。
                                   从前古苗家，
                                   迁徙到此坝，
                                   把方先开发，
                                   种稻种棉花，
                                   蜡染又织麻。
                                   建庙来打嘎，
                                   祭奠祖先灵。
                                   住在嘎良打。

    苗族先民了到方先

    （古州）后，建立一个富饶的家园，为纪念先祖的保家护族，开辟方先的功绩，他们在古州西门坡建一个“西山苗王庙”，奠祭祖先。（如今西山苗王庙现作为“苗族天下独一庙”，成了榕江的一大旅游资源）。但不过多久，征服者的铁蹄又踏进了古州，苗民又从这里迁走。“苗族古歌”唱道：

                                    一年又一年，
                                    一载又一载，
                                    苗家没鬼魔，
                                    没灾难出现。
                                    轮到了寅年，
                                    轮到了巳年，
                                    卯年又来到，
                                    阴云布苗寨，
                                    汉王带人来，
                                    来攻打苗寨。

    后来古州一带的苗民被迫四处逃散。他们来到都柳江畔的都江议榔：“一支住方先/一支住方尼/一支住者雄/一支住希陇/一支住春整。”（《跋山涉水歌》）分走黔东南和贵州各地。住在方先的苗民，一部分逃到大山丛林中。雍正十三年（1735年）古州苗民在包利、红银的领导下，暴发了规模盛大，震惊朝野的“雍乾起义”。起义失败后，古州一带的苗民惨遭烧杀，一部苗民又涌进月亮山。

    摆拉人作为最先的月亮山移民而成为这里的土著，他们的辖地最为辽阔，月亮山很大一部分原始森林包括主峰属于摆拉。上拉力是几百年前摆拉人邀请荔波人迁过来的，现是摆拉最远的一个村民组，紧靠着月亮山原始森林。其间还插着一个摆王村，我在《乌讲》、《摆王》已经介绍过了，摆王是清朝乾隆年间迁移而来的红苗村落，是摆拉村的“村中村”。摆拉的地盘有多大，没有测量和统计过，他们巡查月亮山最远处要走80多里山路。浩瀚的月亮山原始森林，不仅是风景的奇观，也是生物物种的宝库。

    月亮山还是未开发的景区，如今能到月亮山旅游的人，只有强者。也只有强者才能体验到这里的“无限风光”。

    登到月亮山顶的人不多，其中为数不少的是外国人，他们有的来自地球的另一边，不远万里漂洋过海而来，为的就是登上月亮山。前些年，有一批西班牙人还在山顶过夜，“三角架”还有他们留下的篝火遗迹。而我在山下行走了多少年，却不敢登攀这座山。怕什么？怕苦！上上下下要走好几十里山路，路过一些贫穷的村寨，最后才能登山。山势高陡，高差切割一千多米，方圆百多平方公里的森林，没有明确的路线，没有登山的路级。当你爬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不一定就找到峰顶，也不一定找到回来的路。疲劳、饥饿、恐惧、苍凉、寂寞便朝你袭来。如果是个弱者，大山更有意折磨你，却不施与一丝怜惜。群峰如万顷波涛，势把你卷入海底。

    “三角架”就是月亮山的主峰至高点，海拔1490米，但山麓海拔的最低点也才300余米，高差切割1000多米，足见山势的高耸雄伟。当年科考人员在这里考察时，在这里搭起一个木架，呈三角形，后来人们就把这里称为“三角架”了。在月亮山里“三角架”就像一个窝头，峰顶不过几平方米，古树也不很大，而周围群峰的古树却气势雄伟逼人，但却都在她的脚下，这或许是主峰那博大胸怀的谦让罢。传说这里在晚上时有三棵银树，月亮就挂在银树上，伸手可以摘到月亮。我想“三角架”就是这座大山的灵魂所在。爬月亮山，不到“三角架”，等于不到月亮山，只有到达“三角架”，你才感觉到这座大山的脉搏。

     一个晚春时节，我和几位青年作家寻找月亮山主峰，那天是在太阳偏西时，我们爬进了月亮山森林，有一位女生很柔弱，几乎是一位年轻男子拖着上去的，在半山腰上，我们歇了几回，还找不着“三角架”，大家都很急，无心欣赏森林的景致，我怕一些人的体力不支，劝客人都回去，我和当地的一位朋友一定要找到“三角架”。如果晚了，我们就在山上过夜。客人们却说你们太自私，怎么只让你们去，我们为何不能去呢？他们又追随我们爬了几座山，还是找不着“三角架”。本来有一些让我激动的景色要拍摄的，但担心胜于激情了。一方面，怕找不着“三角架”天就黑了，二是担心这伙客人吃不销。我们在一个山凹喝泉水的时候，我再一次劝他们回寨上去。他们也同意了。我和这位朋友再往前走，他们和向导就开始下山。

    我们沿着森林里的毛毛小路，走过一个山谷，凭感觉朝一山峰爬去，“三角顶”就到了，全然不会多大的功夫。我们兴奋地爬上树上大声呼喊，回去的客人们离我们不远，听到我们的声音，他们又跟着上来，总算大家都登上月亮山顶了。虽然他们大失所望，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辉煌，没有那三棵“银树”，未能“伸手可摘月亮”，但都有征服大山的感觉。

    登到月亮山顶的人，有一些人哭了，说月亮山太折磨人；而有一些人说，月亮山太伟大，震撼了我的灵魂，我的生命需要她。

    月亮山的风景是无限的，包括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甚至一个牛棚、一个人也是一道风景，要我在有限的文字间展示月亮山的风光，纯属笑话，而且我们月亮山之行所走的地方不到月亮山的千分之一，绝大部分地方我们未能目睹，冬景、秋色、夜晚、风雪暴雨、雷电的月亮山，我们尚未看到。所以我断言，谁能写好月亮山所有景色，他就是伟大的作家，就是英雄！

    月亮山的峰峦雄姿一直延伸到都柳江，目前从榕江进入月亮山麓，有两条公路，一条沿牛长河，一条沿高雅河，两条河都发源于月亮山。两条河畔那蜿蜒叠翠的群峰，尤如一条条狂舞的蛟龙，伸进小河，或游、或卧、或饮，将山下的小河戏成迂回曲折的银色飘带。    

     
    月亮山的梯田，一湾湾一岭岭，形如月亮山苗族少女的腰带。春天一到，山民们就从森林的沟涧中引来溪泉，一岭岭的梯田水汪的，他们用一把砍刀，将田边的草皮砍进田来，人和牛在田里犁耙两次，就成了软绵绵的沃土了。太阳下山，月亮升起的时候，山岭上的梯田又变了弯弯新月，晚归的庄稼汉变成了“新月”里的剪影。

    那次我们五月的月亮山之行是从摆王山脊走进月亮山森林的，山下走过两座山需要一天的功夫，在山顶上却像神仙一样，一步跨过。我们走在起伏慵懒的草地上，一阵阵悠闲的山歌，从远处飘荡过来，我四处搜寻，不见其人，不一会，两个牛娃从前面的小山包草地上跑过来，笑着向我们打招呼，指着前面耸入云端的一座苍茫大山说，那就是月亮山。我们又走过一个山丘，山凹有一丘水田和一个牛棚，有一只红山鸡还在田埂边喝水，悠闲地梳翅，偏头看我，当我打开相机的时候，它以为相机是猎人的武器，仓皇逃命了，我还是把这个牛棚和水田拍下来，或许在别人的眼里这不算景，但对我来说，这是我完美的梦乡。

    开始进入月亮山森林，第一座山，几乎都是杜鹃，树高不过两米多，我这样的矮个子，也得低头弯腰钻过树林。但树枝却很苍劲，树龄也许百年以上了。树下全是刺竹，满山遍野。

    越往上走，树越来越高，越来越密，越来越苍老，我们看不到外面的天日，只是一束束光柱，从密扎扎的枝叶间泄下来，点缀在错杂的树枝和厚厚的落叶上。古树不很大，但苍劲挺拔，气势非凡，胜过山水国画大师的绝作。我们在歇息时，我发现了一种花，今生第一次看到，全身晶莹剔透，没有一斑杂色，只有十多公分高，丛生，三片花瓣。我开始还以为是一种菌类，但它还有花蕊，难道它还能有性繁殖？没叶，只有干和枝鞘。没有叶绿素，它怎样获得成长的营养？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想把它带回城作为盆景，但这可能白费劲，离开月亮山，它会失去一切，包括生命。

     月亮山山上有山，一座胜一座，谁是主峰，没有明显区别，我们的引路人上了几座，还是找不到“三角架”，我只是凭感觉，登上一座小山峰，却找着了，看来我与月亮山有缘。“三角架”只有几平方米，爬上树尖，才可看到苍茫林海。登上树尖，俯瞰茫茫林海，我忘却了一切，感觉自已是在万顷波涛间搏击。这一“搏击”就是人间旅者苦苦追求的。人生哪有几回搏呢？或许你到达彼岸，或许你陷入海底！
一天傍晚，我来到摆拉苗寨，晚上我们围着火炉，听当地人讲月亮山的故事，野人、“变婆”、狗熊、大山、密林……怪诞而神秘。

    2003年6月的一天，上拉力的村民向村长报告，有人进月亮山剥树皮。虽然月亮山原始森林未曾给摆拉人带来什么实惠，但摆拉人自古以来，都一直在保护它，包括历史上那一次驱逐迁到月亮山砍山开荒种地的移民。几乎每一年摆拉人都组织巡山一次，还不包括突击行动。吴宏明听到有人进月亮山剥树皮后，马上组织村里的“八大组织”共9人进山搜查。那天他们包着饭菜，提两壶米酒，扛着鸟枪上山，当他们爬到计巷半山时，天就断黑了。他们看山泉边有一悬崖，悬崖下有一石穴，可容他们睡觉，于是他们就在这里烧了一炉火，吃好晚饭，就睡下了。开始还是熊熊的篝火，他们睡后大火渐渐地熄灭了，部分人还发出鼾声。朱文贤，听到不远处树上有响声，开始他不甚介意，认为是鸟雀归山的现象。稍后，声音就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了，而且不同寻常。朱文贤有些害怕了，就悄悄拍醒他身边的吴岩民，吴岩民也听到这种怪异的响声。其实，这时候吴宏明也没睡着。他们几个就说起话来，但谁都不敢提关于这响声的事。响声停止了，他们都先后入睡。突然间，一声排山倒海的巨响震动山谷，好像一棵大树就从他们身旁悬崖倒下，9个人同时醒来，他们还以为真倒树了，可是天亮时，却未发现任何异样的迹象。

    摆拉村长吴宏民还介绍说，上世纪的70年代，摆拉打得一只大熊，他们在剐皮时，发现前足有一只手镯镶在皮内。每家都分得熊肉，煮起来，都冒出白泡，而且有浓烈的腥味，他们说这只熊是“变婆”变的。

    月亮山区这些奇怪现象，有的我相信有，有的我没有理由相信，比如“变婆”。但我在月亮山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现象就发生在我妻子的舅父家。
那是1984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八开乡（榕江县月亮山区一个乡）八开村贾荣成（我妻子的三舅）家一家人刚吃过晚饭，他的几个侄女还到他家来玩。她们正在火塘边侃门子、打扑克，大门是关着的。大约在九点钟左右，他们听到有人敲大门，贾荣成就去开大门。他一开门，一只大白山羊闯进家来，一家人也听到羊跳进来的声音，贾荣成就大声喊道：“进来了！进来了！”随即把大门关上，那头白山羊在堂中跑了两圈后，就钻进贾荣成的房间。大家就追进房间，所有的门窗都关着，但却没见那只羊的踪影了。

    这些现象不管你信不信，但进入月亮山，进入摆拉你仿佛有种神秘的感觉。

    摆拉拥有月亮山，土地宽阔，但摆拉却是计划乡最贫困的一个村。而计划乡又是全省的极贫乡，也是2004年榕江县唯一全免农业税的乡。

     我刚进摆拉这天，天空一直刮风下雨，我就在潘兴明家和他拉家常。
潘兴明今年60岁，大儿子早已分家，另立门户，他们家除了一幢老房子外，还建了一幢新房，几个儿子分着坐。他家在摆拉算是最富有的家庭，吃穿住都没问题，一日两餐还有酒喝。秋收一结束，摆拉几乎每天都吹芦笙、跳木鼓舞，他们家个个都充当主角。

    他的四儿子潘老公到广东打工去了，留下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在家，母子俩过得很孤独，潘老公的母亲和妹妹常来陪伴她们。

     潘兴明算是摆拉同龄人中一个幸运者，他在解放初期读过小学二年级，因为会吹芦笙，敲木鼓，1959年到县民族歌舞团演戏，唱革命歌，宣传“三面红旗”。家乡人都在饿饭，他在演出队，早晚有吃的。回家后，全大队共一个食堂，过“共产主义生活”，正缺一个会计，只有他有点文化，又见过世面，就当了大食堂会计，直到1962年。

    那几年，强壮的劳力抽去修公路，大炼钢铁和搞工厂去了，在家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者，大队的很多田丢荒，也不准私人种一棵包谷或一蔸菜。人们只好上山控野菜充饥。那两年，全大队450人中饿死了170人。阳兑十多户人家近百人全部饿死。潘兴明的父母还不到40岁，都被活活饿死。

    四十年过去，如今粮食过了关，还养有不少鸡鸭，油盐钱也有了，卖些木耳，倒也够喝酒。对这样的日子潘兴明感到很满足，经常组织寨上人跳木鼓舞，他就是月亮山有名的鼓手。

    那天雨停的时候已是傍晚，他们要为我表演一场芦笙舞，我以县文联的名义送给他们150元钱，让他们也意识到我们的民族文化还能找钱。他们的芦笙舞和木鼓舞原始古朴而又别具一格，在这万山丛中，在这古老的苗寨，欣赏这种舞蹈，是一种心灵的洗礼。这是文化的精品，不仅该找钱，而且该找大钱。然而，就因为交通和宣传，这种精品还“藏在深山无人识”。我敢肯定，我们这150元钱，还是摆拉的“第一桶金”。

    寨老一声喊寨，大家晓得要跳舞了，都非常兴奋，男女老少来到寨中间的跳舞坪等待着青年男女的到来。姑娘们笑嘻嘻地跑回家中梳妆打扮，从窗户探出头来兴奋地催促自己的同伴。

    跳舞结束，他们没把钱分掉，而是买了一头香猪和一大壶酒，请来跳舞的青年男女和寨上的老人陪我一起吃饭，唱歌喝酒。

    晚宴就设在村会计潘永祥家，就在他家的火塘边的楼板上，摆成一个弯曲的“长桌宴”。饭前我认识了一位老支书吴小党。

    吴小党，年已花甲，1964年入伍，当过5年兵，其中4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一本《五好战士证书》他随身背了35年，里面还夹有他们连队指导员的照片，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向别人炫耀。证书里记录他获得“五好战士”的时间和所在部队。他还在部队当过副班长，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和最辉煌的时光。

    1969年，吴小党退伍来到八开区报到，有一个女青年干部接待他，看到他英俊萧洒，不时地投去爱慕的目光。小党说，如果不是在家订了亲，我一定追上去了，或许就和那位女干部在城里退休安享天年了，哪里还是摆拉的贫困户！

    1971年，计划公社安排他到公社工作，因为他还有一点文化，1972年，计划小学缺教师，公社调他到计划小学任教。1975年，为了照顾他的“半边农”家庭，又把他调到摆拉小学。那时他已是村里人羡慕的公办教师，每月的工资30元。但他的妻子是农民，除了带着孩子，犁田割草栽秧打谷，都是她干，一年到头，抢到的工分不足全队的平均数，还要补队70多块钱。吴小党两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补队。而那些夫妻都是农民的家庭，还进了“红”，年终收入几十、百把块钱。难道还不及在家的兄弟？当这个教师怎么这么没出息！年底他就辞去教师回家当了农民。公社领导又来到他作思想工作。妻子说，如果能保证她家不再补队吴小党就去搞工作，否则再不去了，公社领导不敢保证，他就决心当一辈子农民。

    当年他就任了摆拉村的支书，连任了9年。

    吴小党蹲在火塘边，卷起一袋叶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叹了一口气，说：“你看我当时太糊涂了，如果我继续当教师，我已退休了，每个月一千多块的工资，吃穿不愁，可是现在油盐钱也没办法找呀。”

    他有个孙子叫吴文才，好容易才读到初中毕业，刚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他可算是摆拉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才生”，但读高中每年的书学费和生活费，最低都要2000多元，吴小党和孩子都束手无策。他说，看来孙子也只好回家当“大师傅”（种田）了。

    晚饭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几个跳芦笙舞的姑娘还唱山歌来敬我的酒。山歌本来是情歌，但在喝酒时，男女之间以山歌敬酒，情浓酒醇，别有风味。摆拉的苗族山歌曲调有些与摆王红苗山歌相近，婉转幽雅，但又有它的随意性。她们随意唱来，都朗朗上口，音韵和谐。开始我还能唱几首，让她们也喝上几杯，后来，她们接二连三的唱，酒一碗碗也朝我灌来，为了听她们的山歌，我都来者不拒，自己仅有的山歌全被酒“冲走”了，只好傻坐着喝“哑巴酒”。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姑娘叫阿泡，今年17岁。她生来才9个月，父亲死了，不久母亲改嫁，3个哥，当时最大的还不到10岁，全靠爷爷潘老听养大成人。爷爷78岁时，父亲就去世的，如今爷爷已经95岁了，不能动了，两个哥哥分家了，三哥和阿泡又来抚养爷爷。他们多年欠下了不少农业税，2003年，她到计埃修路打工，把一家人历年所欠的农业税全部还清。阿泡的山歌唱得最好，也唱得最悲怆。最后那几首如泣如诉的歌声，让在场的乡亲都静下来，我也含泪默默地喝下她敬来的每一碗酒。

    我也醉了，虽然我的酒量不行，但我不像别人那样“放鱼”。

    “放鱼”就是月亮山的一种饮酒习俗。姑娘们敬客的酒，如果客人喝不下去，或有意让敬酒的姑娘代喝，客人就用钱放在碗底，把酒递给姑娘，姑娘把酒喝干，就会得到碗里的“鱼”。以前的“鱼”是用银毫，现在是纸币，不再放在酒里，而放的碗底下，用手兜着，回递给姑娘。姑娘接酒知道碗底有“鱼”后，就一口喝干了。

    前些天，电视台的剧组人员在计划村拍戏，几个干部和村里的姑娘喝酒，干部们就“放鱼”。结果几个姑娘都醉得很惨，有的还当场吐出肚中的蛔虫。

    我之所以不“放鱼”，是因为我没“鱼”，再说姑娘们有时为了取“鱼”而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我不忍心这样做。

    我不能再喝下去，就逃到房间里，关门睡觉了，参加晚宴的人们，也渐渐散去。
可是睡不着，有一个人醉了，就睡在火塘边，又唱又吼，我刚一入睡，又被他吵醒了。本来在那天下午我看他就已经有了酒意，他用怪声怪调讲普通话，还在学校工地上乱窜，偏东倒西，动手动脚，闹得施工者无法干活。晚上带着一身冲天酒气又来和我们一起喝了。

    天快亮时，我刚入睡几分钟，又被他那怪声怪调的歌声吵醒。接着又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那里还有酒。看来还是要喝的。”

    我起床到火塘边，会计潘永祥已经煮好面条，“酒疯子”坐在火塘边，语无伦次地讲个不停。

    我们在吃面条，潘永祥为那“酒疯子”再倒了一碗酒，把昨天的剩菜也送到他面前。那天他又喝了一早上的酒。

    我问潘永祥，他已经醉了你为何还送酒给他喝呢？潘永祥说，这“酒疯子”以前是很好的一个人，还是个村领导，他想喝就让喝吧。

   “酒疯子”叫老利，50多岁的党员，1989年至1992年任过摆拉村的支书。4个子女都已结婚了，他经常住在牛棚，妻子在家守房子。他在牛棚寂寞了，常到寨上来窜寨，无论听到哪家喝酒，他都寻声而去。大家也知道他的德性，见酒必醉，但老乡邻的，大家都念他“以前是个好人”，也就随他了。妻子对他更无可奈何。一次，妻子买了一壶5斤包谷酒，他一个人在家自言自语喝了一晚，天亮后，酒壶干了，他还叫他妻子去买酒，妻子火冒三丈，拿那空酒壶朝他掼去。

     狂风暴雨刚停，大山里的浓雾像一块硕大的棉絮，飘过摆拉来，弥漫着整个村庄，摆拉苗寨被包缠在浓浓的山雾之中。顷刻间，浓雾翻卷成一幅幅飘然的面纱，从山寨向山那边飞去，整个摆拉像洗过天然“桑拿”一样明净。我拍下这个镜头。

     我是在一家门廊里看这个景致的。屋子里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正和几个小孩在玩一只笼中鸟，我叫她过来照张相，她却羞赧地跑了。

     那天跳芦笙舞没看到她，潘永祥说她回家去了，她是已出嫁的姑娘，这次是来摆拉走娘家的。她有一个哥，叫潘老勇，今年26年，17岁那年父亲过世后就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生了3个儿子，大的6岁，小的不到两岁，属于超生户，计生工作队已来到摆拉，正要罚他的款。

     两个小孩子高烧感冒，不肯吃饭，老勇就请来“鬼师”，为他的两个孩子驱鬼。

     上世纪的80年代，一位记者报道月亮山区“鬼师比医生多”，恐怕现在也一如既往。鬼师是不需要资质认证的，只要从老鬼师那里学“一两招”自然就成“师”了，有时候一时找不到鬼师，为了应急，从未拜过师门的自家人也来充当了鬼师，按照这个标准统计，月亮山鬼师肯定比医生多。“用鬼”与“求医”是月亮山部分农民的“市场选择”，当医药价格日趋高涨的时候，求医就仅仅成了一种“需要”，而“用鬼”就成了他们的“需求”，于是“用鬼”市场“兴旺”起来，鬼师也就“应运”而生了。

    早上，我刚起床，在潘永祥家门前，听到有人念咒，我就提着相机，寻声走去，爬上潘老勇家，就看到鬼师在他家门边，用酒肉饭菜，为鬼“饯行”。我拍了两张“送鬼图”。

    我问老勇为何不给孩子吃药？

    他说没钱买药。

    我拿出10元钱，并写了一张条子，要他们到医院去买感冒药，他双手接过钱和纸条，一家人都很感激我。他们还留我和鬼师一起吃早饭。刚摆好饭时，他的继父潘文富来了。

    老勇的父亲去世几年后，死了老婆的潘文富成了他的继父。

    潘文富和共和国同年，他的父亲死时，他还在母亲的腹中，父亲死后4个月他才出世。12岁时，他母亲嫁给计划的朱老密，他跟随母亲到计划，直到分田到户时的1979年，他才又回到摆拉。母亲在朱老密家也不再生育子女，两年前潘文富的母亲过世，老密从此过上孤独的生活。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老密，成了“五保户”，当了鬼师。

     潘老勇请来的这位鬼师就是朱老密。朱老密也近80岁了，虽然是“五保户”，但他的生活不用愁，在计划，他的侄子愿养他，在摆拉潘文富也认他为父，国家也还照顾这个“五保户”，所以他的生活应该属于“双保险”了。他当鬼师，也是善意的，与那些崇拜和畏惧鬼神的人一样，驱鬼求神，本意是“普救众生”。

     这次到摆拉未遇到吴宏明村长，他与乡党委政府组织的计划乡赴贵阳参观团到贵阳去了。村长从未到过贵阳，过去他到过最大的地方就是榕江县城。我从月亮山回城，到贵阳冲照片时，参观团还在贵阳。吴村长和几个乡村干部到黔灵山去了，带队的乡党委书记对我说，村干们都是第一次到贵阳，也是第一次到这样的现代化城市，他们说这里已是人间的天堂。对于来自农耕文明的月亮山人，现代城市文明无疑给他以莫大的冲击。摆拉永远赶不上贵阳。如果有一天，摆拉有贵阳的基础设施，反过来，贵阳永远赶不上摆拉。因为贵阳没有这样浩瀚神奇的月亮山。

    在摆拉，还有很多年轻人未到过县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正如潘小泡这样活泼灵秀的姑娘。她在摆拉因为聪明漂亮而显得很高贵，很多小伙子自愧不如而不敢亲近，而她却向往外面的世界。

     我问她：“你想到城里去吗？”
    “想，只是没路费。”她从容地说。
     其实她不仅仅是没有路费。如果我是她，决不走出月亮山，原因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