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起”根源在垄断与市民“挑墓地”无关
成都晚报讯 “活在北京，葬在河北”成为清明节期间热门话题，对此，北京市殡葬协会副会长姜晓刚另有高见：北京有便宜的墓地，但市民“不领情”，挑大小，挑风水。他称，近年来，市民政部门开展“零百千万”工程，即“零消费骨灰海撒、百元骨灰盒、千元殡仪服务、万元骨灰安置”，可不被市民接受。“北京一年死8万人，政府如果保障每人的墓地都至少1平方米，不出几年，北京就成坟场了，这肯定不行。”(据4月4日《京华时报》)此言，再度引发热议。
姜晓刚的话，听上去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但网友用一个流传颇广的墓志铭来揶揄：“请记得，此人终其一生，誓为房子而努力奋斗，终于有了一个长久的家，虽然不够宽敞明亮，但一人居住足矣，且不用还房贷!”
但有网友起哄，“能立得起墓碑的人，这样自嘲，有些矫情了。”
姜晓刚是否领会，这个充满幽默气息的墓志铭，其裹挟着的无尽悲悯，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关于市民“太挑剔墓地”所指就算是一种实情，放在一个齐叹“死不起”的语境之下，此言仍显得有些鼓噪和刺耳。
让“死不起”和市民对墓地“挑大小、挑风水”发生关系，其实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即殡葬业垄断下的暴利，才是“死不起”的根源。央视《新闻1+1》曾有过报道，一个骨灰盒，批发价只有200多块钱，但到了消费者手里的时候，价钱已经逼近2万元。
我们当然不能奢望有殡葬协会背景的姜晓刚，耿直地去砸自己的场子。但他对比一下中国和德国的殡葬费用，也许会腰疼。德国的殡仪公司为事主提供丧事“一条龙”服务,负责从注销户口、注销保险等手续,到为死者净身、整容、穿衣并装殓入棺,还要为死者吊唁活动提供灵堂等。如此细致和人性化的服务，费用从1900欧元到5000欧元不等，这其中，当然也包含墓地的费用。而在国内，从太平间到墓地，一个死者最后的这一段尘世旅程，诸多相关行业，无不雁过拔毛。而最为离谱的是墓地价格，许多城市已炒至几万元一平米，甚至已达到上百万的天价。
当然，并非不是没有选择，处理那身皮囊的法子，还是很多的，洒脱点的，可以找棵向阳的大树，将骨灰埋于树下;自由点的，可以让灵魂归于大海;就算世俗点的，也并非悲摧得“死无葬身之地”了，比如在北京，就还有公益性公墓的骨灰墙嘛。只是，许多市民宁愿远赴河北购置墓地，也不愿自己的亲人，在一片豪华的墓地里，栖息于幽暗、清冷的一角。
这样一个固执、笨拙的选择，看似关乎我们的丧葬文化，但更关乎尊严和公平。当权势者可以拥有一个“花园般的墓地”，其实也就树立起了一个“死亡标准”，这个标准和用房子、车子判定一个人的“成功指数”一样主流。它或许本身具有矛盾和冲突性，但它又是一个让人难以抗拒，并且会主动迎合的标准。因为这是和个人尊严感和社会认同感联系在一起的。而改变这个标准，并不能指望个体观念的改变，而是实现一种社会公平，具体到丧葬这件事情，这种公平至少有两层含义：一个死者理应获得有人格尊严的安葬;一个死者不应因为拥有财富和权势，而占有更多社会资源。
同样是在德国，家庭生活困难者办丧事，可向社会保障部门申请800欧元的丧葬补贴，还可以获得教会提供的一块墓地。而墓地都是公益性的,不能进行买卖。如果家人故去,只需向政府提交申请,并根据墓地面积大小,交纳一次性使用费,便可使用20年。这既保障了死者必然有权利享有“葬身之地”，也避免了权大财多者，把墓地搞得像私家花园一样排场。
而这种公平的实现，显然不能过于依赖公众丧葬观念自觉地改变，而是在制度上，保障这种改变成为一种主流民意和社会趋势。除了出台《殡葬法》来规范相关行业，再有就是必须打破殡葬业的高度垄断。民政部门是具体管理殡葬的，按理说应该政企分开，但事实上，它既是管理者，同时又是经营者。这样一种独特身份，就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它可以轻松获得暴利，也可以拥有话语权，比如让买不起高价墓地者，换个“省钱”的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