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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无钱看病，她说——

　　争不来理 死了也不放心

　　来源：河北青年报 文/记者 黄亮 摄/记者 任全军

　　84岁的万爱花老人大多数时间很沉默，静静地躺在太原市中医院的病床上。床头柜上整齐地摆着5个药瓶，银杏叶胶囊用于治疗脑梗，脑塞通丸缓解偏瘫，山楂化滞丸健胃，地西泮片治疗失眠，氨咖甘片则用来缓解她最讨厌的头痛。

　　20年前，作为国内首位实名指证日军性侵害的“慰安妇”，万爱花站在东京“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上，自揭伤疤式的上诉迈开了中国“慰安妇”国际维权的艰难一步。在她之后，有更多的受侵害者站了出来。

　　20年间，她先后7次到日本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但迄今尚未胜诉。

　　今年1月初的一场大病，让万爱花老人花光家底并欠下万元债务，无奈之下她于6月8日出院。在民间团体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老人如今重返医院，病情有所好转，但捐款又将告罄了。

　　万爱花老人说，她希望病好了以后能再去日本“争理”，“争不来理，死了也不放心。”

　　平时爱笑的老人，提起鬼子就打哆嗦

　　平时，84岁的万爱花老人爱说爱笑，很有活力，见到病房来了生人，她会热情地打招呼。

　　9日下午，记者见到万爱花时，她刚刚午休起床。由于脑梗塞导致她右半身与下肢活动无力，她只得伸出左手向记者打招呼，一边喊在旁守护的养女李拉弟倒水。

　　“好多啦，扶着能走些路了。等我好了是还要去日本的，下了单子(病危通知单)都死不了，老天爷就是要等我再去和他们(日本政府)论理。”笑容在这个坚强老人脸上浮现，她想撑起身子说话，但又无力地倒在了床上。

　　今年1月16日，万爱花身体突然不适住进医院，随后被诊断为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俗称中风)，在住院治疗期间病情恶化，治疗费用也逐渐增加，每月开销2000余元。6月8日，万爱花和养女李拉弟在欠下邻居朋友一万多元后，自行出院。

　　万爱花老人遭遇的困境被媒体报道后，包括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等众多慈善团体与个人纷纷捐款。在家休养近半个月后，万爱花再次回到了医院，并聘请了专职护工。

　　现在，老人病情好转，但身体右侧偏瘫，除了一日两次下床锻炼，大多数时间都躺在床上看电视。她爱看新闻、抗战片、侦探片，每次看到电视上出现日本兵，就会不由自主地打哆嗦，“日本鬼子坏得很”。

　　日本还未道歉，她的身体却不行了

　　1992年12月9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组织“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万爱花作为中国唯一代表上台发言，讲到激动处，瘦弱的她脱掉衣服展示身上的伤痕，震撼了世界各界人士。

　　万爱花的实名指证对于中国未来20年的意义极为重大，此前日本政府多以“无直接证据”而否认“慰安妇”的存在，但现在铁证如山。

　　“姐妹们不愿意出来，我就做第一个。中国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要我万爱花去讲实话，走到哪里我都敢讲。”万爱花语气坚定。此后，她6次前往日本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一些好的日本人来医院看我，头磕得砰砰响，我说脑袋磕破了我也不能接受道歉，我要让你的国家道歉。”

　　直到现在，老人的心愿仍未达成，但她的身体却不行了。除了脑梗塞，她还患有慢性胆囊炎、胃病、冠脉综合征等，以及骇人听闻的战争创伤：胯骨和肋骨多处骨折，胸廓严重变形，下身严重溃烂，由于长期受到非人凌辱，早已丧失了生育能力。

　　万爱花老人

　　万爱花原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原名叫刘春莲，4岁时因家贫被收到山西省盂县羊泉村李家做童养媳。

　　11岁，她参加了村里的抗日活动，14岁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并负责村中的妇女工作。1943年6月7日(农历)，日军扫荡至盂县羊泉村，万爱花被抓走带到16公里外的进圭社村东侧的日军据点。

　　“当时和我先后被抓走的，还有同村的陈林桃、刘面换、冯北香、刘二荷等4人，被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当天，就有日本兵来到这里，对我们实施惨无人道的强奸。”万爱花说，残害不分昼夜，一直持续了20天。6月28日，她趁机逃走。

　　谁知，逃出后一个多月，在河边洗衣服的万爱花又被日军抓走，“开始让我说村里的共产党员和支持八路军的人，压杠子、老虎凳都用上了。”万爱花说，之后鬼子又对其进行了性侵害，“鬼子扫荡枣园村，我就又逃出来了。”

　　82天后，万爱花第三次被日军抓获，这次遭遇让她险些丧命，“他们把我捆绑起来，用一头驴驮回了进圭村东侧的日军据点。到那里后，每一天，都有许多日本兵对我实施轮奸。”

　　不久，万爱花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原来165厘米的个子萎缩到了147厘米，右耳耳垂被撕掉一块。昏死过去的她，后来被日本鬼子扔到村子附近一条上冻的河中，被附近村民所救。她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顽强地活了下来。1992年，她开始对日诉讼维权。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学者苏智良的统计，抗日战争中至少有20万中国女性沦为日军性奴隶。这些“活证”的指控，让半个多世纪前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至于掩埋于乡间的炊烟黄土之中。

　　但现实是，经历过那段悲惨岁月的中国妇女大多已在80岁至90岁间，这些“历史的活证”正在慢慢死去。拯救万爱花老人，拯救像她一样幸存的老人，就是拯救历史。

　　万爱花老人一直随身珍藏着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徽章，但一甲子过去了，她和姐妹们遭受的苦难还未等来应得的道歉。

　　“慰安妇”大多老无所依

　　对于“慰安妇”对日索赔来说，最大的敌人是时间。今年1月、4月，万爱花老人被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但她都挺了过来。

　　张双兵说，经历过那段悲惨岁月的中国妇女大多已在80岁至90岁间，这些“历史的活证”正在慢慢死去。

　　根据张双兵掌握的最新情况，他曾走访的123位中国“慰安妇”，现今活着的仅剩30余人。“很着急啊，不要说日本，就是我们对慰安妇的研究也很不够。”张双兵说，大部分的“慰安妇”都不愿回忆往事，“有的已有了新家庭，有的怕丢人。”他说，不管你相信与否，这些“从炮楼出来的女人”，在村中更多让村民避而远之。

　　在他走访的123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中，110多人生活极其困难，40多人丧失生育能力。“她们大部分生活在农村，不能生育在农村更遭罪啊。”张双兵说，大部分“慰安妇”受害者都面临无人赡养、无钱看病的现状，保护她们已经刻不容缓。

　　“鬼子不认错，我死了都不放心”

　　“病好了，我还去日本，坐着轮椅去也行。”万爱花说：“人也在，伤也在。他们(日本政府)不道歉?那不行。”

　　张双兵说，在他走访的人中,万爱花“还算好的”。

　　如今，万爱花老人和67岁的养女李拉弟租住在太原矿机宿舍，租金每月500元。李拉弟没有正式工作，今年又查出冠心病，被下了四次《病危通知书》，尽管万爱花享受一月320元的低保，1200元的老党员补贴，但这对于这对生病的母女，无异于杯水车薪。

　　比缺钱更严重的，是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7月12日凌晨6时许，刚吃完鸡蛋羹的万爱花又感觉胃疼，饭后半小时，五六种药呼啦一下又被倒进了她的胃。

　　胃痛让刚起床的万爱花老人有些沮丧。“老骨头了，去日本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了。”之后她在护工的帮助下坐在了床头，又自言自语，“还是去吧，国家也好，姐妹们也好，我死了就让拉弟(养女)接着讨理去，日本鬼子不认错，我死了都不放心。”

　　如果您想帮帮万爱花老人

　　先期捐赠的善款很快将花完，万爱花老人又将面临困境——每个月，她至少需要2000元左右的医药费。

　　万爱花老人无银行卡，如果您想帮帮她，邮寄、汇款地址为：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矿机宿舍六居委工字9号楼1单元1号，邮编030009。

　　艰苦的对日索赔路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至今，我国已有十多起“慰安妇”民间索赔案件，但均以败诉告终，日本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如出一辙：“赔偿请求权的20年时效已过期”、“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

　　1991年5月

　　《法制日报》发表童增的署名文章《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告诉当年深受战争伤害的中国人：你有权要求日本赔偿

　　1992年3月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

　　1992年

　　山西盂县小学教师张双兵致力于走访“慰安妇”。他先后走访了山西123位“慰安妇”，其中包括万爱花

　　1995年8月

　　张双兵说服万爱花、刘面换、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等人，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1998年10月30日

　　万爱花又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1999年9月22日

　　万爱花与受害者赵存妮、高银娥同去东京法庭，出庭作证

　　2005年3月31日

　　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驳回了山西16名妇女就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提出的上诉

　　2007年3月27日

　　日本最高法院对于1995年的起诉作出终审判决，尽管原告要求被驳回，但判决书认定了中国“慰安妇”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万爱花等受害者的多年坚持终于有了一些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