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近4500名业主共同选出的业委会主任。有人说他是“强硬派”，面对“2万元一条腿”的恐吓，他敢用“写好的遗书”回应；有人说他是“绥靖派”，不敢与物业“正面开战”，妄想搞什么谈判；更多的人担心他“怕没个好下场，不被物业搞死，就被业主搞死”。面对争议，他总是笑着回答，“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

从去年年底履新业委会主任开始，陈凤山就不断受到威胁，摆到门前的骨灰盒、泼到墙上的粪水和红油漆，还有一封封贴到门上的恐吓信，信的抬头总是赫然两个字——凶宅。

可这段倒霉的日子，在他眼里却有“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北京市百子湾家园业委会同物业代表已经坐上了谈判桌，开始了“有建设性的沟通”。

“在未来的3个月内，双方预备就物业服务合同与质量进行多轮谈判，如果逾时磋商无效，根据《物权法》第76条及业主大会授权，百子湾家园业主大会有权解聘物业服务企业，启动物业的公开竞标选举程序。”

每次谈判，这位40岁的主持人兼书记员都会重申一下会议的基调。他说：“这是代表4465户的居民，行使属于他们的权利。”

为了投入这项工作，陈凤山曾经推掉了一份月薪近万元的工作。“我从决定参与进来，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如何挨打。”他说。

3月21日下午，陈凤山刚刚走进B区南门，伴着一声“就是他”的大喊，几个男子从一辆无牌轿车里冲了出来。看着围上来的打手，他没逃没躲，而是“立马摘掉眼镜”，将摄录谈判用的小DV“赶紧揣进怀里”，然后双手护头“准备挨打”。

几位采访过陈凤山的记者都有这样的感觉，他不喜欢多谈挨打的事情，如果非提挨打，他也更愿意将“无辜被打”转化为“小区安全隐患”这样的公共话题。

陈凤山的生活里，似乎只有“社区自治”。在他的DV中，是业主委员会每次开会与谈判过程的全程记录，在他的电脑桌面上，是十几万字的会议记录文档，甚至拉开他的电脑包，都能找到几沓开会用的签到表。

为了让会议的程序更加严谨，陈凤山一边研究国际上著名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一边跑到其他小区业委会的开会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用他的话说，这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所以，尽管摆上谈判桌的问题大多是草地绿化、电梯噪音等民生小事，但会议规则却半点都不马虎——发言者发言需举手示意，谈判双方需轮流发言；如果有方法性建议，需要列举《物业管理条例》中的相关法条为据。

至少，从形式上看，业主与物业之间已经从消极对抗转向了平等对话，现在，旁听的大爷大妈们不会再因为“骂得兴起”而对物业经理群起而攻之；而新履职的项目经理甚至主动向委员们进行自我介绍。在他鞠躬的时候，陈凤山带着大家对他报以掌声，以示尊敬。

这绝对不是件容易事——要知道，在一年多以前，百子湾家园小区就像一个战场。因为物业服务质量“差得不能忍受”，物业费又突然大幅增加，大批业主选择了拒交的方式，物业公司方面则态度强硬，还一纸诉状，将业主告上了法庭。据说，曾有一些业主结伴质询物业公司，结果被一句“你们不能代表全体业主”撅了回来。

挑头儿的时候，陈凤山就遭到了质疑。他提出，应该成立业主大会，“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我们需要50％以上户主的支持。”当场就有人表示“效率太低”，这年头“哪有人真搞民选。”

次日早晨7点，陈凤山走到从小区外出的必经之地——495路车站，将一块写好征集签名愿景的大白板竖在地上，后来，他将这块白板换成了一个更大一些的床板。

最开始，冷嘲热讽不断，最刺耳的骂声是“你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组织业主大会。”

每天站十几个小时，直到签名过半，陈凤山用了4个月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那个“站495的小伙子”，有的人给他送去矿泉水；有的人告诉他“你要挺住”，还有更多的人报名加入了“站495”的队伍。

有一次，一个大叔要给他捐钱，陈凤山说：“这是公益活动，碰钱就说不清楚了，您真想帮我，就帮我复印几份授权委托书吧。”

那时，纸对他们来说，的确是最重要的东西。但让他们心疼的是，他们贴到楼道里的宣传单，成了保安和保洁重点打击的对象，志愿者“飘”回忆说，“最夸张的时候，20多个保安、保洁追着我们跑，贴了就撕。”

为了这事儿，陈凤山曾经去找物业公司和居委会等相关部门理论，对方只扔下了一句“你不合法”，陈凤山追问，“如果我贴《物权法》合不合法？”对方答，“不合法。”

于是，陈凤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究《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光硬盘上的法律文字读物，就存了好几个G，连口头禅都变成了“根据《物权法》……”

如今，北京老一辈的业主维权专家张大宪称他有了“学者味儿”；一些不熟的年轻业主偷着问他“陈主任，你是律师吧”；最近，他还坐上了原告席，当起了某小区的维权代理人；相关部门再也不敢拿法律吓唬他了。

但是，在著名业主维权专家舒可心眼里，陈凤山“懂法是好事”，但往往“太有原则，失了圆滑。”

在一次关于社区自治问题的研讨会上，一个发言者随口说了一句“业主跟物业打官司，百分之百赢不了”，结果陈凤山较上了真儿，站起身来，一字一句地当场反驳，“从法理上讲，是有50％的希望的。”

不过，如果你想让理性的陈凤山变得感性，也有个再简单不过的方法，那就是让他讲过去的事。

有些故事他会哭着讲。进行业主大会筹备组业主代表选举的时候，一个女邻居因为“第一次选自己的代表”当场哭了出来；挨家挨户介绍业委会委员候选人的时候，两个70多岁的老大爷陪着他从1层到24层开始“扫楼”；听说小区搞业委会选举，一对住在燕山的小夫妻驱车赶了回来，就为“填一回选票”。

有些故事他会笑着讲。在单元口发选票的时候，一个小伙子瞪了他一眼就冲上了楼，10分钟后，小伙子又冲了下来。

“哎，你是哪拨儿的？”

“啊？不就一拨儿吗。”

“不对，听说最近物业也在偷偷搞业委会选举，你是陈凤山那拨儿吗？”

“我就是陈凤山。”

在北京拥有业主大会的社区中，几乎没有超过2000户的先例，而拥有4500多户、1．2万多常住人口的百子湾家园，被舒可心誉为“一个奇迹”。要知道，在公民意识启蒙较早的西方，业主大会的设计是以楼而非单元区划为单位，一个业主大会的辐射范围往往不会超过200户。

困难可想而知，而最直接的压力就来自人心。业主论坛上，有人说他搞“一言堂”；有人说看到他和保安队长“称兄道弟”；还有人说他是无业游民，就靠着当主任捞钱……

陈凤山回应：“没有坏人能做到这份儿上，我又不是奥斯卡影帝。”

好朋友程景称，“我不敢判断陈凤山这个人会怎么样，但我知道，他设计了一套能把自己选下去的制度，他想变质都难！”

的确，在这份由九大章八十九小条所组成的《百子湾家园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中，你可以很轻松地找到限权的条款——业主委员会只有执行权，却无审定权；征集20％以上签名授权，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若有业主投诉业委会，并且胜诉，诉讼费用将由业委会办公经费承担。

“我胆子小，设计的时候多监督自己一些，风险就小一些。”陈凤山说。

在很多人眼中，胆小的人甭想干业委会主任，挨打后的第二天，这个被朋友称作“谭嗣同”的陈凤山就接到了一个声称“一条腿两万块”的恐吓电话。

“投资学里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风险你可以预期并且可控，那就不算是风险。”

“你觉得这可控吗？”

“可控啊，最多就是被弄死。”

在小区里，有很多人问过他“当年唯一站出来的人，为什么是你？”他会挠头，然后沉默半晌，最后蹦出一句：“这是读书人的责任。”陈凤山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当过老师，做过记者。他说自己只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良性的制度设计”，让社区居民的日子“过得踏实一点”。

最近，这个读书人有点苦恼。一边是居民们对高企的物业费越发汹涌的不满，一边是物业公司顾左右而言他的太极招式，他不知道谈判和解的道路能否走完。

“这世界上，有两件事最困难，一件是把自己的想法装进别人的脑袋，另一件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不幸的是，这就是业委会成立后的全部工作。”陈凤山无奈地耸了耸肩，“不过，再难也不能搞对抗，建设性是最基本的原则。”

唯一可喜的是，他终于恋爱了。

他答应78岁的老母亲，如果业委会成立，他就“找个女朋友”，然而，由于他目前的工作状态，前几次的“约会”都夭折了。

好在，他终于碰到了一个欣赏他的女孩子，女孩子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安全”。

挨打之后，女朋友建议去外地旅游散心，有朋友打电话提醒他“别忘了恐吓电话的事儿”。他却哈哈大笑：“在北京，他们能捶我，到了武汉，他们还能追过去捶我吗？”（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