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子弟更容易上北大不是谎言？（图）
《无声的革命》引用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者李春玲2003年所做的一项同类研究指出，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只是延续和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
对此，梁晨称，“引用不等于同意，我们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在梁晨看来，与科举制度时期、民国时期大学相比较，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多样化生源，这是一个好现象，“西方国家在生源构成上做的可能还不如我们好，并且事实上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是越来越少的”。
该报告介绍称，美国最精英的私立大学直到1969年才开始接受女生，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长期以来多有限制，多数精英大学低收入家庭子女处于边缘，近20年的情况更是如此。
报告援引了来自美国的调查资料。数据显示，在全美最优秀的30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减少了一半。2004年，164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到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占到74%。哈佛大学2004年超过70%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属于全美前25%的家庭，而来自家庭收入属于后25%的家庭的学生仅占6.8%。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多种资料，发现对生源研究的理论依据源于以下共识，如父母职业对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有决定性影响，家庭社会经济状态对学生的成绩影响巨大等。
但报告称，北大和苏大的数据表明，中国父母的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与国外相比要弱，虽然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子女的总数占学生全体的多数或接近半数，但并没有像国外大学那样占据绝大多数。“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系统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的影响，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报告认为，中国的教育革命，不仅在于中学教育保持了生源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学制度与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进入精英大学。
报告把原因归结为国内中学广泛的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两方面。报告称，学校内浓厚的学习气氛有效地加强了学校教育的影响，而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影响。强化训练最大程度上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
梁晨认为：“我们认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他说，传统高考内容与形式有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社会大众，工农子弟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以考分作为高考招生录取的唯一标准部分保护了社会中下层子弟。
报告中也提到：“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工农家庭，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没有因为家庭背景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被教育机制所激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种教育革命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