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华莱士，偶像没有黄昏
华莱士（来源：资料图）
当微博上传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过世的消息时，我感觉糟透了。那个93岁的性感糟老头，那个闻名于世，和七个美国总统、中国两代领导人谈笑风生的华莱士，真的走了。
对不少中国媒体从业者来说，华莱士就像个标杆，他所取得的成就或获得的尊重与赞誉，令人无比羡慕。而他的节目和《华尔街如何讲故事》、《公民凯恩》等书籍和纪录片一样，虽不会被列入新闻系学生的教科书，却是最经典的教材。
第一次看到迈克·华莱士这个名字，是在《邓小平文选》里，这也让他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除了采访邓以外，他还曾采访过江泽民，提问一样尖锐。有了伟大的互联网之后，我才得以一睹这个大胆发问的记者的真容，发现他帅得像奥斯卡影帝。
从没人说过电视记者华莱士肤浅，他的风格正好相反。当他突然造访某个政治人物住处，把麦克风放到人们的面前时，人们本能望向门外，仿佛能听到他的敲门声。而此后，他又放弃这种突袭式采访，变成了咄咄逼人的面对面访谈，坐在他对面的人，包括各国政要，总让人替他们捏把汗。他报道的话题广泛，从水门事件到临床忧郁症，采访过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现任伊朗总统内贾德，也采访过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美国总统里根、肯尼迪，以及美国棒球明星克莱门斯。
如果只是质疑的态度，几乎每个大学寝室楼都会有一个华莱士。他们最大的乐趣是反对，他会坚定地告诉你资本主义多么黑暗。好不容易轮到你插话，附和着批评华尔街时，他又会告诉你华尔街是多么神圣，欧洲左派有多荒诞。最可怕的是他对藏獒的态度，前一刻他会告诉你藏獒的智商有多低、只适合当肉狗，而你抱怨藏獒无用时，他就说长得帅难道不是宠物的标准吗?只有考试挂科或者暗恋女生未遂时，才会想到找他彻夜聊天;你占用他的电脑玩游戏，而他在边上喋喋不休告诉你沉迷游戏的好和坏，接着打开自己的书柜，展示他读过的《社会契约论》与《论法的精神》，嘴里冒着浓厚的泡面味。
华莱士虽然也拥有质疑精神，甚至拥有F1般的侵略性，但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这基于我们的调查足够扎实，我们敢于追问任何我们的电视观众可能想问的问题，有可能是抓着别人的隐私不放，甚至是无理的、挑衅的。”他还说：“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题摆在前面，但我们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只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也是可耻的逃避行为!”这样的言语很放肆，很张扬，但却很真实、不做作。
更让人钦佩的是他的成功源于他的提问，而非观点和答案。他是享誉全球的主持人，但却不是意见领袖，无论他名气再大，提问再尖锐，观点再独到，他给人的印象永远只是记者。他以自己的职业为荣，只是在经常列席法庭，坐在被告的位置，听着自己和同事不断地被叫作说谎者甚至叛徒后，他表示：“我作为一个记者的道德和名誉被撕裂了，即使审判结果完全有利于我们，都不能弥补这种伤害。” 但人无完人，某一次，当华莱士所在的节目没能顶住广告金主——烟草公司们的公关，而删节对该行业的黑幕报道后，更为坚守原则的同事伯格曼与最后妥协的华莱士分手。在他的自传中，对伯格曼，华莱士数次提到自己心怀的歉意。
这个帅气的老头的真实和率真，让我第一次觉得偶像没有黄昏。华人世界中，1949年那个为了接自己漂亮的老婆，毅然从香港飞回昆明，此后入狱的陆铿最像华莱士，起码在风流程度上很接近。这位在牢房中共计度过22年光阴的记者，当年曾揭露孔祥熙、宋子文贪污外汇，并在蒋介石面前痛陈利弊，且拒绝透露消息来源时，都极为帅气，也获得过“永远的记者”的美誉。
但在1948年，陆铿担任过于右任竞选民国副总统的发言人。而华莱士曾拒绝担任尼克松的新闻秘书，并答复称：“我还是愿意一辈子当记者。”这或许是华莱士最让人羡慕的地方，他是永远的记者，极富有职业精神。而我们不少媒体从业者几乎都有对公共事务评头论足的欲望，他们自诩最客观、看的书最多时，总会透露出一丝傲慢和偏见，不装深沉甚至难熬过黑色的夜晚。
当记者不易，一辈子当记者更难。某天，我与来自台湾的某位前辈闲聊，倍感振奋。他刚跑新闻时，蒋经国还可以像家长一样关怀2300万台湾人;他入行时的实习生已是其他媒体的总编，可他还在当记者。我好奇地问他：“您会觉得委屈不?”他摇了摇头：“我起码很自由嘛。”而在一次报道引起的风波中，他的总编辑被调走，他却留了下来。想当华莱士，或者拥有那范儿，也得看造化。
我开始同情那些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天妒英才啊，否则你们混迹的地方会是哥伦比亚或者CNN，而不是微博或别的什么网站。（郑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