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放下的是法律 钓起的是愤怒
◎本港记者 廖强
10月14日晚，上海某公司司机孙中界驾车途中遭遇一男子恳求搭车，孙中界并未答应，可该男子一再请求，并强行上车，处于好心，孙先生就答应了他。行驶途中，孙先生被另一辆车逼停到路边，这时，打车男子往车上扔了10元钱，并阻止他将车启动。随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人员前来执法，称他从事非法营运。事后，发觉自己遭遇了“钓鱼执法”的孙中界愤然将自己小手指砍下，以示自身清白。这便是近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类似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取证”，它是一种刑事侦查取证的手段，一般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取证”和“犯意诱发型诱惑取证”。前者指，为有犯罪意图并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的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机会，加速他的犯罪过程，以获取证据，这种刑侦手法虽然被认定为合法，可是却有着严格的限制，不应在民事或是行政案件中使用；而后者是指，执法人员通过一定的手段引诱本无犯罪意图的人，进行犯罪活动，这种刑侦手段因为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是被明令禁止的。
利用“钩子”假扮路人求助，在获得司机帮助后，以非法运营对车主进行处罚，显然属于“犯意诱发型诱惑取证”，这种执法行为是违法的，所取得的证据，也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第57条第3款明确规定：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第58条也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钓鱼执法”的存在，不但违背了我国法律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更是对国家公信力的亵渎必须严厉禁止。如若长此以往，国家的公信力何在，法律的尊严何在！而那些遭遇了“钓鱼执法”的公民，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十七条 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
（二）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
（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四）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
（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
（六）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七）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
（八）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
（九）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
第五十八条 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
（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八）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
（十）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