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在贵州辛亥革命中往事
我的父亲谭璟（1883——1932年）名邦屏，字景周，号雪泸，湖南湘乡人，老家在横州乡狮冲村。清末，当年我的祖父善骑射，考中武秀才被放贵州省“候补”。任镇远、清镇、瓮安等县知县三十余年，后定居贵阳。我父亲谭璟，青年时代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接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教育，当时母亲与黄烈成、白铁肩等革命党人以办光懿女子学堂的名义从事革命活动，在清廷的追捕与生活窘困的双重压力下，母亲患肺结核去世。
父亲在母亲去世后，也辍学回到了贵阳，任贵州陆军讲武堂教习，父亲的思想原倾向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自1907年加入张百麟等人组织的贵州自治学社之后，面对君主立宪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大政治壁垒，他成为了一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斗士。
在当时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的大背景下，贵州革命党人也在着手准备自己的武装，张百麟派自治学社中的哥老会成员分赴省内各地，联络绿林、会党、团练等民间武装。当时准备对贵州全省共划分5路进行联系。以李立鉴联系黔北，孔鹏联系黔西北威宁、水城、毕节、大定，陈南生联系南路，胡刚联络盘江八属，方策、陈夔春联系安顺七属。吴冠、罗魁、谭德骥、黎克荣助之。分别负责团结各地哥老会党，“应募者大串会党，或百人或二、三百人或五、六百人，编成革命预备队。”光复后各路哥老会入驻贵阳，已编成军的编入新军，未成军的组建新5路巡防队，酝酿发动起义。
当时我们家住在贵阳双槐树白沙井上面的谭公馆内，因其地点比较偏僻，平时不太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谭公馆就成了革命党选择的一处起义联络地点（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回湘乡路过贵阳时回去看过，房屋已经倒塌，小花厅前的金鱼池坑还能认出来）。在我小的时候继母曾多次和我讲过，在贵阳起义的前一天晚上，家里静悄悄地来了很多不认识的人，大家一脸严肃，彼此谈话的声音都压得低低的，不知在商量着什么。当时继母站在小花厅门口，从门缝向里看。她和我说，当时她看到，在烛光下，父亲正在一幅大白布上书写着一个斗大的“汉”字，随着烛光的摆动，人的影子也在墙上晃动着。父亲的周围围拢着许多人，他们的左臂上都系着白臂箍，因为光线暗看不清表情。还有一些人正弯着腰，从床底下搬着东西，这些人从床底下拿出来的，是步枪还有子弹。他们很快就把步枪拆开，开始擦拭，然后子弹上膛、试着瞄准。小花厅的房间本就不大，大家都端起枪来的时候，屋子显得非常挤，但没有人走到屋子外面来。继母后来说，她当时感觉很奇怪:小花厅的床底下她经常打扫，那里没有东西，这些枪支和弹药不知是什么时候运进家里来的。
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1月4日，驻贵阳的新军宣布起义，我祖母的义子、抚台衙门的卫队长陈贵荣也宣布起义。在革命党人的精心布置下，贵州的起义顺应民心民意，“不戮一人，不折一矢”，很顺利地成功了。贵州起义后，改咨议局为枢密院，父亲任枢密院委员兼学务部（教育部）部长。办公处设在原来的抚台衙门，那时父亲还带着我去过那里。几个月后贵州的变乱突起，革命党人纷纷遭到杀害，黄泽霖蒙难，张石麟、辛秉衡、黄烈诚等几个领导人出走武汉。因为局面已经不可维持，父亲也离开贵阳回到了湘乡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