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与侗族人民心连心
二十世纪上叶的中国，内患外扰，民不聊生。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工农起义，开展了武装反对军阀统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外国侵略的斗争。1929年11月，邓小平、张云逸等发动百色起义、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后，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接着，又组织军队在黔桂边境开展了游击战争。于是，千里穿越大苗山，突袭古州城（今榕江县城），沉重地打击了贵州军阀，鼓舞了士气。
攻打古州前，红七军早作部署：一纵队埋伏于辣子寨、牛形坡、西门坡一带；二则纵队由杨家湾下都什，绕道仁育堡，驻扎于古州隔江对面的车江——非民居的中元宫。在取得古州大捷之后，红七军军部设在当时的古州镇台衙门，第二纵队的司令部设在车江的中元宫。中元宫，位于享有“天下第一侗寨”的车江侗寨的最南端，即现在的车民小学校园内。相传，中元宫的前称叫做车寨伯塔鼓楼（车江原来共有3座鼓楼，伯塔是侗语音译，意为车江“末尾”的一座鼓楼），为清代乾隆年间所建造。鼓楼坐北朝南，木质结构，七层六角攒尖顶，密檐塔状，经柱6根，成六边形，上有五级葫芦宝顶，气势雄伟壮观。遗憾的是，到乙卯年（1795年），车江伯塔这座侗族优秀的建筑物却倒塌了。伯塔鼓楼倒塌后，清光绪22年（1895年），由车江民众捐资，在原地又重建了谓之“中元宫”的楼塔。占地面积783平方米，建筑面积676平方米。楼塔建筑风格，古色古香，飞檐翘角，五级葫芦宝顶，青瓦面，堪称一塔摩天。红七军入住中元宫后，纪律严明，从不侵犯群众的利益。据当地的杨占熬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讲，当时他拉着牛准备去耙田，路过中元宫的门口时，看见中元宫内外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两位红军战士在门口站岗，红军战士主动向他打了招呼说：“老乡，去耙田呐，马上打仗了，你去跟老百姓们说，不要慌，不要怕，我们只打军阀、打坏人，决不伤害我们的老百姓的。”第二天，古州那边果然响起了枪炮声。红七军入住中元宫的那几天，经常分头深入各家各户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侗族人民起来反对封建旧军阀，杀富济贫，赈济贫雇农，组建赤卫队，实行土地革命。当时，老百姓吃盐很困难。一斗米（30斤）才能换到1斤盐。1930年4月30日红七军攻克古州后，将盐巴和粮食分发给车江的侗族群众，中元宫附近的群众，每户分到1斤盐和5斤大米。车江侗族贫困群众得到红七军的帮助以后，十分感谢红七军，积极参与红七军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并从红七军那里明白了很多革命的道理。据车江当地的老人们回忆说：当时车寨一位姓杨的老人主动为红军当向导，带红军往朗洞去了解情况。虽然是主动，但在路上心中还是有些疑虑，生怕被红军干掉。哪晓得，红军把事情办完后，他不但能够安全回到家，而且还得到红军送给银元。
红七军第二纵队在中元宫驻扎的日子里，纵队司令员胡斌等组织、发动车江侗寨的四、五十人迅速组建了赤卫队。在赤卫队当中，主要是车江车寨和妹寨的侗族青年居多，古州北门也有一部分青年加入了赤卫队。车江侗族青年杨景堂、古州北门青年蒋应柏等成为赤卫队的骨干。赤卫队建立之后，红七军在中元宫加强对赤卫队进行训练。在严格的训练之下，很多赤卫队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得到了锻炼。特别像杨景堂，在党和红军的培养之下，到榕江解放时，杨景堂参加了土改团，渐渐地成长为一名党的优秀干部，并经过多个岗位的锻炼，到1984年政协榕江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当选为榕江县政协副主席。
1930年5月5日，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红七军决定离开榕江，回师右江。红七军要离开榕江的消息不径而走，在出发的那天天还没有亮，隔江两岸成百上千的侗、汉族群众，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始龀孩童，纷纷来到江边为红七军送行。萨老（老奶奶）们手提装有糯米饭和腌鱼、腌肉、鸡蛋的竹篮来送给红七军；腊乜（姑娘）们捧着原先准备送给情郎的手工绝活——布鞋、草鞋、花带等来送给红七军；嘎老（老头子）们扛着烟杆、端着盛有醇香糯米酒的牛角来敬给红七军；侗族青年陈树青、赵正光、邰老久等水性好的一、二十人争先恐后跳上船去为红七军撑船掌舵，坚决要把红七军送达广西的富禄镇。就在船儿离开岸边的那一刹那，侗家小孩子们拍着手、唱起了侗族的歌谣：“红七军，将宁赖（是好人）；笑又拜（你们要走），留没斗（留不住）；笑拜养（你们去了），嫩又骂嘞（还要回来哩）。”于是，送走了红七军。充分表达榕江侗、汉人民与红七军依依惜别的深情。
时隔21年之后，榕江全县解放了。为了记住红七军在榕江战斗的这段历史、红七军第二纵队入住车江中元宫的这段历史，解放榕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86师，1951年5月，在培训黎（平）、榕（江）、从（江）三县青年干部时，特意把培训班办在中元宫。（卫本智）
